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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党在闭会期间事实上并 没有什么机构进行日常工作或者处理在这个期间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现存 的规章规定有三个书记，但是事实上只有一个书记做实际工作，而且还不是 专职干部。他一个人单枪匹马，怎么能够照顾国大党的党部，考虑未来的工 作，或者承担国大党上届大会所规定的今年的任务呢？所以在那一年内，大 家都觉得这个问题比往常更加重要了。国大党大会是一个非常臃肿的组织， 讨论公众的事务很不方便。大会对于代表人数毫无限制，对于各省代表的人 数也没有规定。对于这种混乱的情况，大家都觉得有绝对的必要进行一些改 进。我答应在一个条件下承担修订党章的责任。我明白当时有两个领导人， 即罗卡曼尼亚和德希班度，对群众有极大的影响。我的条件是，作为人民的 代表，他们应当参与修订党章委员会的工作。但是他们显然没有时间亲自参 加修订党章的工作，因此我建议委员会里应有两个享有他们信任的人同我一 齐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不超过三人。这个建议被已故罗卡曼尼亚和已故德希 班度所接受，他们分别提名克尔卡和埃·比·沈先生作为他们的代表。党章 委员会连一次会也没有开成，但是我们依靠通讯互相商讨，最后提出了一个 一致同意的报告书。我认为这个党章有一定的可以自豪的地方。我以为如果 我们能够完满地制定出这个党章，这个事实本身就可以为我们带来自治。就 因为有了这种责任感，所以我说我已经真正加入了国大党的政治活动。
第三十九章 土布运动的诞生
1908 年我在《印度自治》一书中把织布机或纺车描画为救治印度的日 益增长的贫困的万应药膏，那时我并不记得我曾经看见过那些东西。在那本 书里，我以为任何可以使印度广大群众摆脱其极度贫困的，在同一过程中也 就可以使他们得到自治。就是到了 1915 年我从南非回到印度的时候，我也 没有真正看见过一具纺车。非暴力抵抗学院在沙巴尔玛第成立以后，我们弄 到了几部织布机。可是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困难。我们所有的人，不是自由 职业者，就是做生意的，没有一个人是懂得手艺的。在我们还没有使用织布 机以前，我们需要找一个纺织专家来教我们纺织。后来我们从巴兰埔找到了 一个人，可是他并没有把他的手艺全部传授给我们。然而摩干拉尔·甘地却不肯就此罢休，他有运用机械的天才，不久便精通了这门手艺，于是便在学 院里一个一个地把新的纺织者训练起来了。
我们自己所规定的目标是要用自己的手织出我们衣着所需要的全部布 疋。因此我们决定不用纺织厂生产的细布，学院里的全体人员都要穿用印度 土纱和土法织出来的粗布。这个实践使我们获得极为丰富的经验。这使我们 通过直接的接触，了解到纺织工人的生活状况，他们的产量的限度，采购棉 纱的困难，受人欺诈的苦处，以及最后他们债务日增的情况。我们还不可能 一下子就生产出我们所需要的全部布疋。因此就只好向织布手艺人购买欠缺 的部分。然而用印度纺纱厂的棉纱所织成的现成布疋却不是容易可以从布商 或织布人本人那里买得到的。织布工人所织成的所有的细布都是采用外国棉 纱，因为印度的纺织厂并不生产细纱。就是到今天，印度纺纱厂所生产的细 纱也很有限，最高级的细纱则根本纺不出来。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才 找到几个织布工人愿意给我们纺本国棉纱，唯一的条件就是学院必须全部包 购他们所生产的布。我们这样用纺纱厂的棉纱所织出来的布做衣服，并在朋 友中间广为宣传，就使我们自己成为印度纺纱工厂自愿的代理人了。这反过 来又使我们同纺纱厂有了接触，并使我们有可能了解一点他们的经营情况和 困难。我们明白纺纱厂的目标是越来越多地采用他们纺出来的棉纱来织布； 他们同土布纺织工人的合同并非出于自愿，而是无可奈何的，临时的。我们 对于还不能纺自己的棉纱这件事，觉得很不耐烦。事情很清楚，除非我们能 够自己纺纱，依赖纺纱厂的情况就无法改变。我们并不认为继续充当印度纺 纱厂的代理人，会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无尽的困难又向我们袭来。我们既弄不到纺车，也找不到一个纺工来 教我们纺纱。我们学院里倒有几个卷棉纱的轮子和纺织线轴，可是我们没有 想到这些也可以当作纺车用。有一天卡里达斯·贾维礼发现有一个妇女，愿 意给我们表演一下纺纱的手艺。我们便派了学院里一个擅长学习新事物的人 到她那里。然而就连这个人也没有找到这门手艺的窍门而徒手归来。
光阴蹉跎过去，我也越发不耐烦了。每逢碰到前来学院参观的似乎懂 得一点纺纱手艺的人，我都向他打听有关这门技术的许多问题。然而这门技 术只限于妇女才懂得，而且差不多要绝迹了，如果偶然还有这样的人生存在 某个阴暗的角落里，也只有少数妇女可能知道在哪里。
1917 年，我被几个古遮拉特朋友拉去主持布洛亚赤教育会议。我在那 里发现了那位异乎寻常的妇人甘嘉朋·马兹蒙妲。她是一个寡妇，但是她的 事业精神是无限的，她所受的教育，按照教育的普通意义来说，并不算多。 然而以胆量和常识而论，她却胜过一般受过教育的妇女，她已经摆脱了不可 接触制度的陈规，无所恐惧地在被压迫的阶级中活动并为他们工作。她能够 自己谋生，她的需要也很简单。她有一个饱经风霜的身体，无论到哪里去都 用不着有人护送。她善于骑马。我在戈德罗会议上对她有了更深切的了解。 我向她倾吐了关于纺车的苦楚，她答应要为我们进行认真而不断的搜寻，找 一个纺车，这使我如释重负。
第四十章终于找到了！
最后，甘嘉朋遍访古遮拉特，总算在巴洛达邦的维嘉埔找到了纺车。 那里有很多人家都有纺车，但是久已把这些纺车当作废材，束之高阁。她们对甘嘉朋表示，只要有人答应经常供给纺织的棉条，并购买她们所纺出来的 棉纱，她们便预备重理纺纱业。甘嘉朋把这个可喜的消息传给我，供给棉条 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乌玛尔·苏班尼（现已故），他立即 叫他的工厂供给足够的棉条，这便解决了我们的困难。我把乌玛尔·苏班尼 所供给的棉条送到甘嘉朋那里，不久棉纱便出来，其产量之多，使我们穷于 应付。
乌玛尔·苏班尼先生倒是非常慷慨，但是我们总不能老是那么占他的 便宜。我从他那里不断地收取棉条，心里觉得很不安。而且我总认为使用纺 织厂的棉条，是一个根本错误。如果人们可以使用机器棉条，为什么就不能 使用机器棉纱呢？难道古代的人是靠纺纱厂供给棉条的吗？那么当时他们怎 么造的棉条呢？心里有了这些念头，我便建议甘嘉朋找一些可以供给棉条的 梳棉匠。她悄悄地负起这个使命，雇了一个愿意梳棉的梳棉匠。他每月要 35 个卢比的报酬。我那时不惜出任何代价。她训练了几个青年把梳好的棉花做 成棉条，我向孟买要求供给棉花。亚斯望普拉沙德·德赛先生立刻答应了。 甘嘉朋的事业因此意外地发达起来。
她又找了一些职工，把维加埔纺成的棉纱织成布疋，于是维加埔的土 布不久便出名了。
当这些事正在维加埔发展的时候，纺车在学院里已经迅速地占了一席 地位。摩干拉尔·甘地还以他的出色的机械天才，把纺车作了许多改进，非 暴力抵抗学院跟着便开始制造纺车和附件了。学院里自己织出来的头一匹布 每码价值 17 个安那。布虽然粗，价格也贵，我还是毫不迟疑地向朋友们推 销，而他们也乐于出这个价钱。
我在孟买虽然害病，却还可以勉力出去寻找纺车。最后，我碰巧遇见 了两个纺工。他们每纺一西尔①棉纱索价一个卢比，那就是 28 个拖拉或将 近四分之三磅。我当时还不了解土布的行情，我觉得能够买得到手纺棉纱， 价钱再贵也在所不惜。及至我把自己所出的价钱同维加埔的价钱一比较，我 才知道自己受骗了。这两个纺工却不愿意减价，因此我就不再找他们做工了。 不过他们也算做了好事，他们教会了阿望蒂嘉白夫人，商卡拉尔·班克的寡 母罗密白·康达夫人和华素玛蒂朋夫人怎样纺纱。纺车的辘辘之声开始兴高 采烈地在我的房里响起来了，我敢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健康的恢复，纺车的 声音实在出力不小。我承认在这件事上，心理上的效果大于生理上的效果。 然而这也已经表明，心理对于生理的影响是多么巨大了。我自己也从事纺纱， 不过当时纺得不多。
①印度重量单位，约等于两磅——译注。 在孟买，供应手工做的棉条的老问题又发生了。有一个梳棉工人天天在列瓦商卡先生的门前震弦而过。我把他找来，才知道他是弹棉被的。他答 应给我们梳棉条，可是索价颇高，虽然，我还是照付了。我把这样得来的棉 纱卖给毗湿奴教派的朋友们作为“叶迦德希”绝食日供献花环之用。许福济 先生在孟买开了一个纺纱训练班。所有这些实验花了不少钱，但是那些具有 爱国主义的朋友们，热爱祖国的人们，对土布运动都有信心，愿意花这笔钱。 所以照我的肤浅意思看来，这样花的钱并不算浪费。它给我们带来了极为丰 富的经验，而且向我们显示了运用纺车的可能性。
我对于自己还没有服用土布这件事觉得难于容忍了。我的“拖地”仍 然是印度纺织厂生产的细布。非暴力抵抗学院和维加埔所生产的粗布只有 30英寸宽，我通知甘嘉朋说，如果她在一个月内不供给我一条 45 英寸宽的土 布“拖地”，我就只好穿用短的土布“拖地”了。这个最后通牒使她大为震 动。然而事实证明她是能够满足这个要求的。不到一个月，她便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