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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庸俗自由主义的口号，掩盖了下列事实：剪除了无效率和干涉性功能的政府，会是一个比过去更为强大而且更有雄心的政府。例如，及至1848年，只有政府才拥有现代、而且经常是全国性的警察武力：法国始于 1798年，爱尔兰始于1823年，英格兰始于1829年，西班牙始于1844年；除英国之外，通常也只有政府才拥有公共教育体系；除了英国和美国，公共铁路服务也归或将归政府所有；在任何地方，都是由政府经营日益扩大的邮政服务，用以满足急速增大的商务和私人通讯需求。人口增长迫使国家维持一个更大的司法系统；城市增长和城市社会问题也要求一个范围更大的市政管理系统。无论政府的职能是新增还是旧有，都日益依靠一个由专职官员组成的、单一的、全国性的文官体系去执行，其中的高级官员，由各国的中央权威任意调遣和升迁。这种有效率的服务虽然可以大量减少官员数量、消除腐败和兼职差役，并可降低行政单位的成本花费，然而却会创造出一个远令人可畏的政府机器。自由主义国家的大多数基本职能，看来都超出了大多数前革命专制国家最狂放时的梦想，例如聘用支付薪酬的官吏或维持一支全国性的常规地方警力，去有效地评估和征收税款。征税的水准也超过从前甚多，甚至也曾间歇实行累进所得税率，而这正是自由主义政府得以维持的原因：实行自由主义的英国，其1840年的政府开支，竟相当于独裁俄国的四倍之多。（在英国，累进所得税是在拿破仑战争时临时征收，从1842年起常年征收；1848年前，没有其他重要国家仿效此一先例。）
传说拿破仑的士兵会在军用背包里携带军官肩章，作为他最终取得元帅权杖的第一步。然而，那些新的官僚职位却很少在实际上等同于这些军官肩章。1839年时，法国计有13万名文职官员，其中大多数是邮递员、教师、低层征税官、司法官员，以及类似人员；甚至于内政部的450名官员和外交部的350名官员中，大多也是普通办事员，从狄更斯到果戈里的文学作品，都把这一类人描写得淋漓尽致。除了公职特权外，他们难得有什么值得嫉妒的，他们所得到的保障，只是可以用一种稳定的节奏终身挨饿受穷。只有寥寥可数的官职，够称上是一份中产阶级的好职业，从经济上看，诚实的官员不可能在过得去的舒适之外，指望更多东西。19世纪中期的改革者，在英国文官制度中设计了“行政管理级”官员，以作为适合中产阶级的级别，但即使是到今天，该级行政官员也不会多于3500人。
虽然小官吏或白领工人的情况简朴如此，但若比起劳动贫民，他们还是像山峦般高高在上。这些人不需从事体力劳动。尽管只是象征性的，但他洁净的双手和雪白的衣领，都使他偏向富人那边。他们身上通常都带有公共权威的魔力。男男女女在他面前，只能排队领取登记着他们生活的文件，他对这些人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他可以告诉这些人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在较落后的国家（以及民主的美国）兄弟子侄可指望通过他找到一份工作；在许多不那么落后的国家，他不得不受贿。对于无数的农民或劳工家庭，对于不太可能以其他方式提高社会地位的人来说，小官吏、教书和神职人员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触及的，这座喜马拉雅山是他们的儿子有可能攀登的。
自由业很少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因为要想成为一名医生、律师、教授（在欧洲大陆上意味着当一名中学校长或大学教师），或者成为一名“从事各种职业的受过教育者”，都需要有多年的教育或出众的才华和机遇。1851年的英国，有大约1。6万名律师（不算法官）和不过1700名的法律学生（欧洲大陆上律师的数目和比例通常更高）；大约1．7万名医生和外科医生，以及3500名医学学生和助手；不足3000名建筑师；大约1300名“编辑和作家”（法文的新闻记者［journalist〕一词，尚未得到正式认可）。法律和医学是两个具有悠久传统的职业，第三个则是教士。教士提供的出路少于人们所指望的，如果只是因为它的扩张程度远慢于人口的增长，那也还好，但实际的情况却是，由于各个政府的反教士热情，使得这门职业正在萎缩而不是扩张。约瑟夫二世查禁了359座男女修道院，西班牙在其自由主义时期也极力查禁所有的修道院。
只有一条真正的出路存在：即由世俗者和教会人士充任小学教师。教师这行的主要成员多半是农夫、工匠和其他简朴家庭的下一代，其数目在西方国家中绝非微不足道：1851年，英国有大约7．6万名男女自称是校长或普通教师，这还不包括2万名左右的家庭教师。对于身无分文而又受过教育的女孩而言，若她们不能或不愿以不太体面的方式谋生，家庭教师就是她们众所周知的最后出路了。而且，教学不仅是庞大的，也是正在扩张中的一门职业。教师的收入很低，但是，除了英国和美国这种市侩盛行的国家外，小学教师是极受欢迎的人物。因为在平凡男女第一次发现愚昧无知是可以驱除的时代，如果有任何一个人代表了这个时代的理想典范，那么这个男人或女人的生活及呼唤，必定能够提供孩子们他们父母从未有过的机遇，能够为孩子们敞开世界，能够以真理和道德浸润他们。
当然，实业是向有才能的人开放的最明显职业，而且在一个迅速发展的经济潮流中，实业的机会自然相当多。许多企业的小规模性质、盛行的转包制、小规模的买卖，都使他们相对容易从事。但是，无论是物质、社会还是文化条件，都不利于穷人。首先，成功者经常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想要发展工业经济，就必须创造出一群比雇主或自行创业者更多的工资劳动者。每有一个人向上升入实业家阶层，就必须有更多人滑落下去。第二，经济独立必须具有技术能力、思想准备或财政资源（无论是多么有限），而这些全都是大多数人所没有的。那些足够幸运拥有这些条件的人——如处于少数地位的宗教派别成员，社会学家熟知他们从事这类活动的才干—— 都表现得相当出色：在“俄国的曼彻斯特”伊凡诺沃（ivanovo），那些成为纺织业者的农奴，大多数都属于“老信徒”（old believers）教派。但是，若要是指望那些并不拥有这些特长的人们，例如大多数俄国农民，去做同样的事情，甚或在同样的条件上竭力仿效他们，都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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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结果 第十章 向有才干的人开放的职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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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类群体当中，没有比少数派更热情欢迎向有才能的人开放晋升之途，无论这些职业是什么，因为这些少数派群体在当时尚不被允许跻身显著地位。这不仅因为他们出身不佳，也因为他们遭到官方和集体的歧视。法国新教徒以无比的热情投身于大革命期间和之后的公共生活，这种热情惟有西方犹太人所迸发的那种才干可与媲美。18世纪的理性主义为这种解放进行了准备，法国大革命则将它付诸实行。在此之前，犹太人迈向成功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商业或金融，一是解说神圣律法，但这两者都使他局限在狭小而且被隔离的犹太聚居区中。只有一小批“宫廷犹太人”或其他富有者，半隐半现地浮出其聚居区外，即使是在英国和荷兰，他们也要小心谨慎，不可走得太远，以免陷入危险和不得人心的境地。即使是这样有限的显露，也只有在那些昏醉的不信宗教者当中，才不显得不受欢迎，但总体而言，这些不信教者也摆明并不欢迎犹太解放。世世代代的社会压抑，使得犹太聚居区也实行自我封闭，拒绝任何违离严密正统之外的行动，并将其视为不信和反叛。在18世纪，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解放运动先驱，尤其是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都被骂成是叛逃者和无神论者。
大批犹太人居住在旧波兰王国东部和立陶宛的犹太区内，这些犹太区迅速增长。区内的犹太人继续在充满敌意的农民当中，过着自我约束和叫人猜疑的生活，只有在教派信仰上，才能使他们有所分歧，一派效忠于立陶宛正统派学识渊博的拉比，另一派则虔信忘我入神却备受穷困折磨的哈锡德派。1834年，奥地利当局逮捕了 46名加利西亚革命者，其中只有一名犹太人，这是非常典型的情形。但是，在西方更小的社区中，犹太人双手紧紧抓住他们的新机遇，无论如何也要得到官员职位，即使不得不为此付出名义上受洗的代价，在那些半解放的国家中，经常也是如此。实业家想要得到的，甚至不止是官职。罗思柴尔德家族是国际上的犹太之王，他们不止是有钱而已。他们本来可以更早发迹致富，尽管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变化，为国际金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他们此际也已被视为有钱人，具有一种与他们的财富大致相称的社会地位，甚至渴望成为贵族。事实上，欧洲的王公们已从1816年开始授予他们贵族爵位（1823年，他们成为世袭的哈布斯堡男爵）。
比犹太人的财富更令人吃惊的，是在世俗的艺术、科学和各种职业中，犹太人才华横溢的表现。以20世纪的标准来衡量，这种才华的展露还很有限。不过，到了 1848年，19世纪最伟大的犹太思想家和最成功的政治家，都已双双达到成熟时期。他们分别是马克思和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此时尚无犹太籍大科学家，只有几位虽不是第一流却也有显著地位的数学家。迈耶贝尔（meyerbeer，1791－1864）和门德尔松（mendelssohn－bartholdy，188－1847）还称不上是当时最杰出的作曲家；不过在诗人当中，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的诗作流传下来，评价甚高。此时也还没出现伟大的犹太演奏家和指挥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