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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样子沉沉欲睡的产妇，旁人硬要她醒着而在她耳边频频大声叫：“阿新嫂！‘因为胎盘出不下来，出血不止，希望给产妇喝人参汤，然而到处找不到人参。太明提醒她们应让产妇安静才好，但充当助产的欧巴桑相信’睡着了会死‘的相传说法，不听太明的话。太明对于生产也没有知识，但以常识来说，他认为应让产妇安静的睡。然而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去请医生来，他飞奔到派出所打电话，但半夜里电话一直打不通。太明无奈只得回来。那时阿新哥在房门口惊慌失措，孩子们则：”阿姆！阿姆！’的哭叫着。
太明对于这些人的无知感到恼怒。这些人不相信现代医学。当太明要去请医生时，连阿新嫂本人也说：‘不要去请医生，若要给男人看，不如死了，算了。’她在痛苦的气息之下这样的叫着，表明不愿意给医生看。照这样子看来，纵然医生来了，也无法进行急救。至少若有个产婆在场，总是比较有面对难产的知识，而阿新嫂的难产却连产婆的帮助都没有。这些人认为，产婆是中产阶段的太太们生产时请的，农妇生产不必请产婆，顺其自然的生产。顺利的生产当然没问题，但若碰到难产就无法挽救了。由于其无知与顽固所形成的这种难破除的愚蠢习惯，往往便可以获救的母亲的生命，或有时甚至连婴儿生命都无意味的丧失。
阿新嫂也成为这种不幸之签抽中了的女人，应是庆生的分娩之床，一瞬之间化为死床。太明呆然在那里，心里想着：‘多么的糊涂、多么的愚蠢、多么的……’他的心里再三这样的想着之中，忽然想起了他记忆中的事，有一天，他为了什么事去阿新嫂家，夕阳已西下四周昏暗，院落端有猪‘呜呜’叫着，蚊子很多扑脸而来。室内黑暗尚未点灯。太明在院子里大声叫：“阿新哥！‘没有回答。他不停步的走到正厅，正想进入，蓦地看见地下有一团什么，他险些踩到，吃惊地停住脚步重新看看，那是小孩。大约五岁的小孩，身体裸着睡在地下。再里面也有两个躺看，他在门口更大声的叫’阿新嫂！‘听见从后面传来女人的声音，不一会儿阿新嫂挑着肥料桶，手里携着蔬菜回来了，看见太明高兴地殷勤打招呼，迅速把肥料桶放下院子，进入屋里，’心肝仔！‘她说着抱起孩子，亲亲脸，把孩子一个一个抱上台湾眠床。她这才点灯，请太明进屋。之后阿新哥也荷锹从田里回来了。夫妇两人都工作到很晚。尤其是阿新嫂，从农场回来，便到菜园浇水或施肥料，每天少不了这一课，然后才准备晚饭。孩子们等待得很累了，就睡在地上了。
太明把来一趟的意思交代清楚了，便马上要回去，但阿新哥站在门口，粗臂大张开拦着不让他回去。
‘就是蕃薯签或稀饭也罢，请你留下来吃吧！’他说着很热心地挽留，太明原不想打扰，但那非常的盛意不便拒绝就接受招待了。
阿新哥马上把小孩子叫醒帮忙剥花生壳，在暗淡的手提油灯下阿新哥一边剥花生壳一边说：‘年纪大了没用啦，年轻的时候，精力太充沛不听父老的话，种甘蔗失败了。我本来有八甲步山地，从甘蔗会社领取二、三百元，把山地完全开垦。会社很吝啬，补助金少得不如泪滴呢，每一甲步只补助四十元，仅是开垦费就高达一百五、六十元，而收成的甘蔗，由会社擅自订价格收购，价格太低了，无论如何不划算，而事先宣传一甲步地可以收获十几万斤甘蔗，我的土地是属于山地，所以至多收成六、七万斤，我们夫妻两人拼命工作，也没有办法，终于连山地也不得不卖掉。然而这也是运气，有一次遇到干旱完全歉收，那时连甘蔗苗的费用都未收回。本来农业五年里就有两年的天灾。若不是干旱就是暴风雨。不过，胡先生，你的头家善于交际所以经营得不错，他承包运输甘蔗，每年有几千元的杂收入，而且又是甘蔗栽培的奖励委员，从那里又能够领取奖金。我因为不懂日语所以不行。若我未从事种甘蔗也不会这么穷……不过那时候我也雇用过十几个苦力呢，哈哈……’他落寞地笑着，心里有无限的感慨。阿新嫂在隔壁厨房准备晚饭心无杂念，锅子里炒着，沙啦沙啦作响，花生香阵阵扑鼻。不久阿新嫂笑着出来。她再三的说没有什么菜，表示歉意，虽然显得很不好意思，但脸上又清楚的看得出来，因为太明能留下吃饭，而使她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她说：‘先生来了呢就这一点便会发财！’她这样寒暄着，端菜上桌，阿新哥在太明的碗里斟满米酒，自己的碗里也斟满。两人一边吃花生一边喝酒，太明很愉快。他想到那时的情形，对于阿新嫂的死更加感到悲痛。
由于发生了这件事情，使太明深切地感到不仅儿童需要教育，连已经成为大人了的，这些无知的人也需要教育。为了使这些人不再由于无知而发生这种悲剧，他决心要用自己的知识来灌输她们。他认为教育不一定只在学校里施行，如今在他周围工作的女工们也都是应教育的对象。
太明一旦下了决心，立刻就利用午休的时间，每天对女工施行促成教育。他利用大树荫作临时教室。从日本语、算术等，渐渐地教她们一些生理卫生的基本知识。这年轻的教师受女工爱戴。而且女工们对于太明的教授法深深得益，她们对于这午休时间的授业很感兴趣，因此知识增长进步也快。太明接触着这些对于如干涸的砂地吸水般，不断吸收知识的女工们，他做为教育者的喜悦便如泉水般涌出来，而感到一天一天都是美好充实的。
然而农场生活，也并非都是明朗的一面，到了秋天农闲期女工们也不到农场来上工，太明趁着其余暇查查农场经营内容而感到愕然。他一向相信黄说的话，以为农场的经营，帐面上都是黑字，其实却是都呈现赤字。而且因为今年连续干旱，亏损更大，实际情形这样，为什么黄却不在意呢？太明感到纳闷不解，有一个机会时他便问黄这事情，但他若无其事地笑着说：‘闯事业就是这样，像当教员一样的很诚实在社会上是难推展的。我从制糖公司融资二万元，其他的农场也这样。但这种情形若向社会公开将会破产，所以都对外宣称农场有盈余有盈余。其中也有的农场因为向制糖公司借的钱无力偿还，而宣告破产，可是，制糖公司是赚钱的一方，须有要领的依靠公司，而能够生活教育孩子便行了，这是我的人生哲学。’太明这才知道‘原来如此’，如今他才看到世间的另一面，然而若是这样的经营因难，他不应该还主张提高女工的工资，他反省自己的越分行为，太明说出这一点，黄说：‘若付得出会提高工资的，这样很好。’他的口吻很看得开，然后又说：‘到了收获的甘蔗搬运期又可以赚入几千元弥补。最可怜的是农民。他们受到鼓励种植甘蔗奖励人员之言鼓舞，非常努力的种甘蔗，但因为没有保障，甚至落到无法维持下去。但无论如何，像这样持续干旱，就没有办法可想了。若是越走越陷入因境，实在无法突破，我们两人再去当教员吧！’他说着，发出并不担心的豪爽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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辗转流离
平静的田园，严酷的现实步步逼近了。一方面，中秋节时候，镇上有一场某思想团体的演说会，演讲人与临场的警察发生了小冲突，一种不平静的空气低迷。太明没有去听那场演讲会，但过了三、四天，那经常来农场的刘保正，这一天又来了，他是个五十出头的乡绅，穿着笔挺西装，悠悠然的摇着白扇子进入农场的办公室：‘胡先生怎么样？最近忙吗？上次演讲会你没有去吧？’他说了开场白，然后便详细说起那次演讲会的情形，以及其前后镇上的动静。
‘在那思想团体要来这里演讲的前一天晚上，有一个便衣刑警来看我，他讪讪地笑，提醒我注意，演讲人的团体来时，我的工作是不可让镇上的人有大表欢迎的动作。听说那个团体到新竹时，街上的人放爆竹表示盛大的欢迎。为避免重蹈这种覆辙，他事先来我这里做事前工作。因为在我的“保内”我说的话保民都很听从的。刑警也很知道这种情形，所以到我那里来拜托。’刘保正得意的说，太明听了渐渐地感到不愉快。这是因为他那种采取旁观者的，胳膊扭不过大腿的明哲保身态度，明显的表露无遗，所以令太明不快。据刘保正说的，那思想团体演讲人中，似乎詹也在其内，如果蓝也来演讲，他想去看看蓝，但他知道蓝在此以前就因为思想问题而被监禁。至于詹不过是由于蓝的介绍而认识的朋友，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太明并不想特地去看他，心里正这样想着，刘保正又说：‘在那次的演讲会里有个“不知死”的家伙，演讲中，他大声喝采，这个家伙就是修理皮鞋的驼子，当场驼子安然多事，但第二天，他把修理皮鞋的用具放在路旁进入面店吃面时便被逮捕，关起来，若以违警例子而言，大概要吃上二十九日的囚禁。’他以这种口吻继续说，太明听着之中，对于刘保正，他的心里涌起了冒火似的一种嫌恶之情。
刘保正外表看来虽然有乡绅风采，但其私行颇令人觉得可疑。他曾经听闻女工说过，证明刘保正行为不堪的话。他跟别的女人有关系自不待言，他为了想当保正每天到派出所去，甚至为警察的女眷跑腿，诸如此类的事情。
把刘保正的这种种事情联系起来想一想，他的人格卑劣，更使太明觉得他是个令人生厌的卑鄙家伙，他走后，太明觉得的不愉快像残滓般仍然留在心里有好一会儿。
而比较起来，蓝和詹为了贯彻自己信奉的主义主张，不辞危险全力活跃的精神，不由得令人感到其英雄气概。跟他们相反的，太明想到自己的生活方式未免太毫无作为无意义了。经过这一番反省之后，太明那看来暂时安定下来的心境，又不断地感到苦涩的烦恼，那苦涩久久挥之不去。但他依然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