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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番反省之后，太明那看来暂时安定下来的心境，又不断地感到苦涩的烦恼，那苦涩久久挥之不去。但他依然留在黄的农场里帮忙做事，在这个意味上他是黄的一个忠实协助者。而秋、冬过了，正月来到，农场的岁月流逝，到了四月的结算期时，黄的农场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在这以前，黄屡次向制糖公司贷款，而且大胆地硬强行采取扩充农场的政策，这样总算勉强的能够支持，想不到突然因为制糖公司的农务主任调动，新任的由日本派来的人，对于黄的周转金不再融通，而使他突然陷入困境。他虽然拜托前任的农务主任疏通，但无济于事。后来才知道这是公司高层决定的，并非一个农务主任的意思就能够决定。因为黄没有可靠的不动产，公司不再承认他为新的融资对象。
不仅如此，黄的农场从正月到春季期间亏损高达六千余元。
从正月后的整整两个月期间，勉强在其期日支付了开销，但因为有甘蔗田的高燥地带的爪畦种甘蔗，由于天气干旱，每甲步的收获量仅三万五千二百斤而已，再加米价下跌，蔗价被决定为每百斤仅四十三元六毛钱，平均每甲达一百五十元的赤字。其结果，对制糖公司便有二万五千余元的负债了。然而，黄仍然计画预定下年度再扩充十甲步，因此拟再向制糖公司预借。但现在估计预借不到，真的是一筹莫展了。
太明不忍坐视不救，提议把他的财产提供为黄周转应急，但黄不接受：‘谢谢！你的友情我很感谢，但因为我对你的友情，我坚决不能接受。’黄的意思坚定，不管太明如何劝他，黄还是不接受。他度过世间的重重艰难之途，因此，不愿意朋友连财产也为他牺牲。
‘你的决心既然这么坚定，那就顺你的意思了。为了农场的再兴，我很愿意协助你，但既然不能够，我只有祝福你再接再厉的努力！’太明这样的鼓励黄，他便离开农场，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过这对太明而言却是一个转机。女工们依依惜别的送他到车站，她们挥着手帕一直到列车看不见了才停。
‘她们都曾跟我一起工作，把我所学的教她们……’太明从车窗探头，和逐渐退远了的女工们挥别，心情渐渐感伤起来。
女工们的影子、车站、有农场的村子，转眼消失于原野的远方，他忽然发觉火车正全速力飞跑于一片无边无际起伏的木麻黄田野间，在那尽头闪着远方的海，像跟列车在赛跑似的。
大陆的呼声
太明久别回家，在他离家的期间，家里有种种的变化。首先使他感到惊讶的是，他还认为是孩子的妹妹秋云未婚夫婿已定，正在忙着准备结婚，未婚夫婿是他父亲胡文卿朋友之子，医专毕业的年轻医生。
另一个变化是，他哥哥志刚近来迷恋镇上的一个艺妓，志刚大概很少照顾家庭，因此和嫂嫂之间感情不睦。分家继承了财产，能自由的处理金钱，便立刻纳妾或玩艺妓，这是社会上常见的事。太明对于哥哥的这种变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慨。只认为这是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情。想到嫂嫂的立场，他也想忠告哥哥，但显然会被认为是多余的操心。而太明在村子里没有谈话的对手，便整理整理老阿公遗留下的书籍，忽然看到一本心有感触的书，便随心的细读，老阿公似乎还活在他留下的书籍中。其中的随园集和陶渊明诗集，处处有他阅读时用笔打的记号，显示出那是他喜欢读的书。太明被那些书吸引着，手不释卷地没入随园或陶渊明的世界里。太明的父母连妹妹都婉转地劝他结婚，但他置若罔闻，看来他是想在读书三昧中，渐渐地使心的调和恢复过来。然而宁静了的心，有一天因为发生一小事件，而使太明的心完全乱了。
那一天，太明的母亲阿茶，因为什么事大声嚷嚷着从后山跑下来。后山有胡家的墓地，一团工人就在那里挖掘，所以阿茶吃惊的跑下来。她看到那现场时，由于那里是祖先的墓地，为顾全起见，极力阻止，但一个自称监督的强硬汉走来：“啰嗦！‘并打了阿茶一巴掌，阿茶仍然抵抗着，但对方听不懂台湾话，又连连打了她几巴掌，阿茶因此哭嚷着从后山跑下来。
那时候，甘蔗栽培已发展到太明的村子，那工事是为了甘蔗栽培所需要的架设台车的轨道施工。
太明听了母亲所说的事情，勃然变色地跑到现场去。但是对手的汉子态度十分高压，对太明的抗议鼻子里哼着冷笑：‘我是柔道四段，你若走近来受伤我可不管，谁的土地我不管，你有理到公司去讲，公司里有三个法律顾问。’接着他又说：“我叫北野，你记住我的名字。‘很嚣张。
太明痛恨暴力。对方既然要用暴力，再说什么也无济于事。因此他忍气吞声知难而退。这天晚上，那叫北野汉子的可憎面目浮现在眼前，使他难以成眠。
到了第二天，太明还是因为这件事而满肚子不舒服。母亲阿茶说：“啊啊！无妄之灾啦！‘她为了解厄消灾，吃素面和鸡蛋，她的样子是看开了。但太明年轻，又接受过新时代的教育，无法把它当作一场灾难而忘了。但是，若循法律途径抗争，由以前的种种情形来看，不论理由如何，台湾人从未胜诉过。那是从头便绝对胜不了的一场官司。而且，这次倘若受伤了，还有话说，仅是挨了一巴掌理由薄弱。若是以私有地被擅自挖掘这一点来做为问题，对方既然有其法律专家，自然会巧妙地找出遁辞。
这事情太明越想越觉得胸口好像胀裂似的难受。虽然母亲没有受伤，但太明的心却像受了深深的，难愈的创伤。
‘陶渊明也无力治愈这个创伤！’太明抛下书本，大声这样说。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呢？他想到，他从小便喜欢常常这样设问，而自问的问题，从未在心里得到答案，于是不觉就忘掉了。但那并非忘掉了。而不过是沉于记忆之底罢了。每当他的心受到新的创伤时，便连沉淀的旧记忆，也跟着新的愤怒一起被挑动起来。于是他梦想着，能使自己从这苦闷之境脱身出来的，可以自由呼吸的新天地。在他的心里，梦想著有一天要到隔海的父祖之地的大陆。
这样的日子中，秋云的婚期快到了，家里忙着为她准备嫁妆，虽然近年来有心人主张结婚典礼简朴化，他还是依照旧习俗听年长者的意见。在许多的嫁妆中，妹妹所喜欢的近代式衣橱和三面镜梳妆台等格外显目。
终于到了结婚当天，那蜿蜒长长的嫁妆行列的排场，仍然足以让人想到名门世家的情形，亲戚、朋友、村里的热心人士都来道喜。
徐新伯保正身上穿着新做的礼服，胸前佩着绅章。他是主宾，坐在正厅的上座，主要的宾客都坐在正厅之席。鸦片桶代表胡家担任招待，太明亲自向客人敬酒，酒酣时候，徐新伯不客气的照例大声发表社会评论：‘不识时势出头的家伙是傻瓜，什么社交啦、关说啦，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从前也一样。只是说法有异，总之，不过是把有关于金钱的事说得好听罢了。从前则话说得露骨，所谓有钱有理，钱能左右正义，如今则是律师，或关说，其实还是钱在发挥作用。我在十几年前就知道这种事。公学校的训导价值二千元。’他稍停顿一下，得意的环视大家，于是用五根手指拨摸颚须说：‘留学生无价值，这批评，是当时我进步的看法，大家不懂还一直说我的头脑古板。怎么样？如今不懂的人还是不懂。上次胡先生的夫人被打。抛出二千元看看，那效果比十个留学生的智慧大多了。要关说将一个工头炒鱿鱼，别说要二千元关说费，五百元就足够了。若是我三百元就可让他被炒鱿鱼。’他趁着酒势放言高论，因为他是保正大家都默默的听着，但内心都不服。只有鸦片桶陪着笑脸。徐新伯又乘势说：‘太明君知道守本分，所以是了不起的，像我一个亲戚，法政大学毕业后出任名誉乡长，每个月只有三、四十元车马费，但月月的交际费、活动费等的开销，使他的父母叫苦连天，终于只当了一任期就差一点破产了。而辞了乡长职，委任官又当不成，当雇员可笑没面子不能做。结果当名誉乡长也不过是“赐金碗”（虚有其表）罢了。还有比这种情形更傻的呢，那就是一些搞思想运动的人，一时那么风光的到各地演讲，现在几乎都身系囹圄的呻吟着。曾经来庙口演讲的姓詹和姓蓝的都被关在牢里了。我夙有先见之间明，让子弟受教育，我认为受六年公学校教育就很够了…。’徐新伯像教训大家似的长篇大论终于完毕。酒过数巡，大家乘兴愉快地闹着，但向来这种场合总要说一言的鸦片桶，近年来遇到手头的不景气说话少了。阿三和阿四对徐新伯的话随声附和，助酒兴，但因为沦落到打零工，已不再在绅士之间饶舌。太明听了徐新伯这番话，忍着窝囊气，尽主人的礼貌招待他。
秋云出嫁的喜事办完，家里便只有太明和母亲两人。母亲虽然希望太明早日成亲，但因为本人无意也不勉强硬劝他。母亲为了排遣无聊，有时便到太明妹妹家。妹婿是开业的医师，处事得体的好人。有时妹妹回娘家他总是陪着来。太明原觉得医生就像卖蒸馏水，如剥削钱财的税务官一样，对这两种人没有好感，但他和妹婿谈笑之中，这种观念被修正了。妹婿曾这样说：‘我的对象是疾病，而不是金钱。我希望一生救助十万个人，但不想赚十万元。然而若救了十万人便可得十万元。’他说着笑了。他的说法令人觉得相当滑头，却不令人觉得是一个普通的俗医。
妹妹的结婚告一个段落，太明安心了，又闭入自己一个人的思考中。如今他对于祖父私淑陶渊明，醉心老庄的境涯感到羡慕。若是能够他希望春、夏、秋、冬都过去了，一下子成为老人。否则年轻的肉体里燃烧着希望和理想，使他对于现在的失业感到如深刻的刑罚似的。他为了要理清这种心情，以求得一处安住之地，那么他应往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