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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问过母亲，犹太麻将和中国麻将究竟有什么不同。然而她的回答，却令我弄不清，她所指的是麻将玩法的不同，还是对中国人和犹太人本身的看法不同？
“那完全是两码事，”她用英语作着解释，“犹太麻将只需记自己手里的牌，玩犹太麻将只要用眼睛就行了。”
“至于玩中国麻将，”她说，“你必须好好动脑筋，这里非常讲究技巧，你得记住别人打出的牌。如果你根本不会出牌，那就变成像在打犹太麻将，这有啥劲？脑筋也不用动，只须冷眼看着人家出洋相。”
她这样解释，使我觉得，正像我们经常各人讲各人的，我讲我的英文，她则以她的中文作答。
我问琳达姨：“犹太麻将与中国麻将到底不一样在哪里？”
“天呀，”她做作地嗔怪着，“难道你妈从没跟你讲过？”
映姨拍拍我的手：“来，好姑娘，学着我们，喏，把牌堆成四块墙。”
我跟着映姨把牌堆起来，同时不住地偷眼注意着琳达姨，她手脚最快。我的手脚也不比别人慢。映姨开始掷骰子，琳达姨是东风，我则是北风，最下家，映姨则是南，而安梅姨是西。然后再掷骰子，根据骰子上的点数，来决定麻将列上抓牌的切割处。我开始整理我的牌：一串索子和筒子，还有好几对万子，其他零星的杂牌，是不能配上去的。
“你妈的麻将打得真好，都成专家了。”安梅姨一边笃悠悠地理着牌，一边说。
每排列一张牌，她都慎重地掂量过。
现在开始了。大家一边从容地抓着牌，一边开始聊天，有一搭无一搭的。她们用她们自己特殊的语言谈天：一半是洋不洋腔不腔的英文，一半是她们自己的中国方言。映姨讲起她买了半价的毛线，好像就是街上挑来的便宜货。安梅姨则夸耀着自己给女儿露丝的小毛头织了一件这般好的小外套，“大家都以为，这是在店里买的。”她得意地说。
琳达姨则讲到，她怎样对一位售货员大光其人，因为他竟不让她退一条拉练已坏的裙子。“吃！”她一边捞进牌，一边还余怒未息地说：“我都给气死了。”
“哦，琳达，你并没有死，你还好端端地坐在麻将台边呢。”映姨挪榆着她，一边咯咯地笑着。琳达姨突的一声“碰！”然后啪啦一声，她把牌往台上一摊，“和啦！”她一边数着自己的“段头”，一边讪笑着瞥了一眼映姨。大家重番洗牌，瞬时没人讲话，一片静默，我不禁觉得有点厌烦，而且也累了。
“呵，告诉你们一件事，”映姨冷不丁开口，她的嗓门很大，把大家都吓了一跳。映姨常常就是这样让人捉摸不透，有点自说自话。妈就常这么说她：“映姨倒不是听不到什么，而是她根本难得倾听什么。”
“上礼拜六，埃默森太太的儿子给抓进去了。”映姨的口气，颇有点为自己的消息灵通而得意。“那是张太太在教堂里对我说的。说人家发现，他汽车里藏着大量电视机。”
琳达姨接口道：“哎呀，埃默森太太可是个好人呢！”言下之意，可惜摊上这么个不肖之子。现在想起来，她讲这话，也是为着顾全安梅姨的面子，不至令其大难堪。两年前，安梅姨的儿子因盗卖汽车音响而被捕。此刻安梅姨似乎正在认真琢磨什么牌，看上去挺不好受的。
“在中国，现在几乎人人都有电视机。”琳达姨换了个话题。“我们在大陆的亲戚，家家都有电视机——不单是黑白机，还有彩色和遥控的。他们什么都有，因此当我们问，需要带些什么回去时，他们则说什么都不要，只要回去看看他们就足够了。但不管怎么总得带点什么回去，比如录像机和索尼的‘行路人’，给小孩子们玩玩嘛。尽管他们说不用啦，但我想他们会喜欢的。”
可怜的安梅姨，这时更似在苦思冥想着她的牌，一个劲地挨次捏摸着她的牌。
我还记得妈跟我谈起过许家三年前的中国之行，那次安梅姨几年来好容易积攒下来的两干美元，全在她娘家兄弟身上花了个精打光。我妈见识过她那沉甸甸的行李：一只箱子里塞满了各种干果和口香糖，糖衣腰果，速溶咖啡和果汁软糖。而另一只箱子则塞满了可笑的衣物，全是崭新的。有色彩鲜艳的加尼福尼亚式的海滩装，垒球帽，宽紧腰的棉布短裤，投弹手外套，斯丹福t恤和水手袜。
我妈曾劝告她：“谁要这种华而不实的玩意？他们只需要钱。”但安梅姨却说她的兄弟很穷，相比之下，她却富有多了。因此，她还是坚持带着这么一堆东西及省吃俭用攒下的两千块钱去中国了。当他们所在的旅行团最后抵达杭州时，她在宁波的全部亲友，都拥至杭州去接他们，这里不只包括安梅姨的小弟，还有弟妇的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一个远房的堂妹及堂妹夫及那妹夫的叔父，他们各自还带了岳母和孩于，甚至他们村里的那些没运气有海外关系的朋友，一大群人都拥到杭州。
正如我妈说：“安梅姨在没到中国前，曾以为她将给她弟弟带去财富和幸福，将让她弟弟在中国过上生活水平中等的好日子。然而待她回来后，则哭丧着脸说：人人都伸手向她要这要那，她是旅游团里唯一给洗劫一空而离开的一个成员。”
我母亲的估计给证实了：不会有人要那种t恤和花哨的衣服，那些糖果给抛在空中不及落下就不见了。当箱子给掏空时，那些亲戚还在一个劲问：“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安梅姨和乔治叔叔被敲诈掉的不仅仅只是价值两千美元的电视机和冰箱，还有计六个人在环湖宾馆一夜的房钱，在餐厅的三桌外宾规格的筵席，以及给每位亲戚的三份特殊礼物，最后，还把五千元外汇券“借”给一个堂妹的“小叔”，他说要买一辆摩托，然而这人最后连钱带人都不见了。待第二天他们坐火车离开杭州时，许家夫妇发现，他们竟花了九千美元来应付这些亲戚。几个月后，在第一中国浸礼会的一个心情激荡的圣诞礼拜上，安梅姨作见证说：“施较之得，更令人感到幸福。”她只是以此来平衡自己受伤的内心。我妈对此也颇赞同。反正，她的老朋友安梅姨所作的施舍，已够修好几个来世了。
现在，琳达姨在麻将台上如此津津乐道地称赞着她的大陆亲友的种种通情达理之处，我想，她应该明白，这会伤了安梅姨的心的。琳达姨是在使小心眼？也许，我妈只跟我一个人讲过，有关安梅阿姨夫妇在大陆被敲竹杠的倒霉事。其他人对此，或者还蒙在鼓里呢？
“精美，你还在读书吗？”琳姨问我。
“她叫琼。她们都有美国名字。”映姨说。
“叫琼也好。”我说。我倒宁可叫琼。事实上，如今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用中国名字，倒变成时髦之举了。
“我早已不读书了，”我说，“我离开学校已有十几年了。”
琳达姨的眉毛扬成了弓形：“可能我把其他朋友的女儿与你搞混了。”她说。
但我马上觉得她在撒谎。我知道，妈肯定已跟她说过，我打算回大学读完我的学位。
因为约半年前，我与妈又争辩了一次，她认为我是个失败者，一个大学的流生，坚持要我回校去把学位读到手。
我又一次哄了她：“你讲得对，我得考虑一下。”
我一直假定，我们母女间，持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即她并不真的认为我是个一事无成的失败者，而我，确也从心里觉得，要多多尊重她的见解。但今晚琳达姨又一次提醒我：我们母女俩，从来没有互相了解过。我们只是在注释着彼此的见解。
可我听人耳已打了很大折扣，而母亲听入耳的，却比我说的内容要多得多……所以，她才会跟琳达姨说，我打算回学校去读个博士学位。
琳达姨与我妈，既是好朋友，又在明争暗斗。她们花了整整一生，拿各自的孩子攀比着。我比琳达姨的宝贝女儿薇弗莱大一个月，打从我们襁褓时代起，我们的母亲们就开始比较我们肚脐的折痕，耳垂的形状，跌破的膝盖愈合时间的长短，头发的密疏与深浅，穿破鞋子的多少……后来，就是薇弗莱的棋下得有多好，又捧回了多少奖品，多少报纸刊出了她的名字，她游览过多少城市……
我妈一听琳达姨提到薇弗莱，心里就不舒坦，自觉无法与她攀比。起先，妈是挺想培养我的。她替楼下一个退休教师做清洁工，而请他做我的免费钢琴教师，并借用他的钢琴让我练琴。然而我还是成不了独奏钢琴家，哪怕在教堂的青年唱诗班上伴奏也没有资格。她将此解释为，我是个大器晚成者。比如爱因斯坦，在他发明原子弹前，大家都以为他智力迟钝。
这圈麻将是映姨赢了，各自数好“段头”后，又开始新的一圈。
“知道吗，丽娜搬到树林区了？”映姨以一种大明星的自负口气说，一边看着她的牌，似乎不过随便说说的样子，一边迅速地收敛起那副得意的笑容力图作出谦虚的姿态：“当然，这还谈不上是一流的住宅区，也不属百万级的宅第，但这总归是一笔上算的投资，好过付房租，免得不意中被某人用手指弹出去。”
我这下明白了，映姨的女儿丽娜，一定已把我在俄罗斯公寓——一个层次较低的宅第，被房东赶出来的事告诉她妈了。不管怎么说，丽娜和我还是朋友。我们都长大成人了，相互说了太多的悄悄话，而且，同一件事，颠来倒去要讲上好几遍。
“时间不早了。”当这一圈完了后，我起身说。但琳达姨却把我按四座上。
“再坐一会，我们再聊聊，让大家重新认识一下你。”她说，“我们已有好久没有接触了。”
我清楚喜福会的阿姨们的这些客套：比如心里明明希望你可以告辞了，嘴上却还一个劲地挽留你，就像现在对我这样。“不，我真的要走了，谢谢。”我说，并且很高兴自己还记得应付这种客套的惯用托词。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