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清楚喜福会的阿姨们的这些客套：比如心里明明希望你可以告辞了，嘴上却还一个劲地挽留你，就像现在对我这样。“不，我真的要走了，谢谢。”我说，并且很高兴自己还记得应付这种客套的惯用托词。
“不，一定要再坐一会，我们有要紧事要跟你说，这与你妈妈有关。”映姨的大嗓门叫住了我，其他人的神情看上去也有点尴尬，好像这并非她们的本意，要在这里，触及一个多少令人伤感的话题。
我坐了下来。安梅姨旋身出去一会，端来一碗花生米，随手掩上门在桌边坐下。
霎时众人鸦雀无声，似乎不知该怎么打开一个话题。半天，映姨开口了：“我想，你母亲的死，是因为她冒出一个强烈的欲望。”她以不连贯的英文说着，渐渐改用中文娓娓地说开了。
“你妈，是个非常要强的女人。她很爱你，更甚于爱自己的生命。所以你就该明白，这样的母亲，是怎么也忘不了她另外两个孩子。她知道她们还在人世，还活着，在她去世前，她就打定主意去中国找她们。”
我立时想到，桂林的那对婴孩！我不是她们中之一。她们被她用吊带吊在双肩。
她的另外两个女儿！瞬时我觉得自己仿佛就置身在硝烟弥漫的桂林空袭之中，我看见，两个婴孩躺在路边嗷嗷啼哭，她们吮得通红的拇指，在我眼前晃动。她们的哭声感动了路人，她们被抱走了，她们得救了。然而现在，妈妈已永远离开了我，她回中国去照看这两个孩子了！在我神情恍惚之际，远远飘来映姨的声音：
“……她找了多少年啦，写了一大堆信……”映姨说，“去年，她终于打听到了她们的消息，她打算马上跟你爸说……哎呀，真说不过去，哎呀，真不好受，把自己孩子活生生地扔了，难为情呀！”
安梅激动地打断了她：“因此，我们就按这个地址发了封信，”她说，“我们就说，你母亲，想要见见她们，现在，对方，你的姐姐们，回信来了，是你的姐姐呀，精美！”
我的姐姐！我机械地重复了一下。这两个字音在我，还是第一次发出。
安梅拿出一张薄薄的纸笺，上面整齐地由上至下，用蓝墨水写着一行中国字，中间一个字的墨水洞开来了，是眼泪吧？我用颤抖的手接过这张纸片，奇怪我的姐姐们，竟能书写如此流利的中国字，她们还能读中国字。
阿姨们对着我嘻嘻笑着，就像我是个死而复活的人一样。映姨又递给我另一只信封，里面是一张一千二百美元票面的支票，接受者是我。我弄糊涂了。
“我的姐姐给我的？”我问。
“哪里。”琳达姨嗔怒地说，“每年，我们将赢来的钱积起来，然后去一流的餐馆享用一顿。你母亲赢得最多，所以这里的钱多半是她赢来的，我们只添进了些许零头。这样你就可以用它作为去香港的费用，再乘火车去上海看望你的姐姐们。
至于我们，实在已经吃得太多了，要减肥节食了。”
“去看我的姐姐。”我漠然地重复了一遍。我有点害怕这样的会面，想象不出，这将是怎样的一个场面？阿姨们编造的那个有关年终宴会的谎话，令我窘迫不已，我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我见到了母亲那颗拳拳之心，但又实在对她一点也不了解。
“你必须去看看你的姐姐，把你母亲的死讯告诉她们。”映姨说，“然而最要紧的是，你必须告诉她们你妈的身世。对这个母亲，她们是一无所知的，但她们必须知道。”
“去看望她们，跟她们讲讲妈妈。”我连连点头答应，“但是……我该怎么说呢？关于妈妈，我能对她们说些什么呢？对她，我一丁点也不了解。”
阿姨们面面相觑了半天，好像我说了什么神智不清的话语。
“你，竟然一点都不了解自己的母亲？”安梅姨怀疑地嚷起来，“亏你说得出口。你必须了解自己的妈妈！”
“跟她们讲讲，你在这里的家，讲讲你妈，是怎么撑起这份家业的。”琳达姨给我出了个主意。
“还有，跟她们讲讲，你妈给你讲的那些故事，她教你的那些做人的道理，她的一部分思想，已经钻入你的脑子里了，”映姨说，“你妈，真是个能干的女人。”
刹那间，“跟她们说……”“跟她们讲”，就像一曲多声部合唱，直冲我的耳膜。
“她的能干。”
“她的活络。”
“她那能干的持家之道。”
“她的希望。”
“她烧的那一手好菜。”
“想想看，女儿竟然不了解自己母亲！”
细细想想，她们的种种叮嘱，她们对我的吃惊，其实只是，由我联想到她们自己的女儿。她们的女儿们，也像我这样，对自己母亲带至美国的准则和企望一无所知，而且漠不关心。她们发现，自己的女儿们不耐烦母亲们的汉语交谈，而当母亲们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向她们解释，或注释某种意图时，女儿们则耻笑她们的英语，认为她们脑子不大灵活。母亲们认为是快乐和幸福的，在女儿眼中却不一定。对这些根本没见过世面的美国出生的脑袋瓜，“喜福会”三个字是空空然，毫无意义。
她们无奈地看着这些女儿们长大成人，生儿育女，将来还会儿孙满堂，繁衍下去，却看不到将母亲们的准则和期待代代相传的可能和希望。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她们。”我一口答应着，然而阿姨们却以疑惑的目光看着我。
“我会把我所知的一切，都告诉她们。”我十分肯定地重复了一遍。
终于，她们渐渐漾起微笑，一边轻轻拍着我的手。虽说她们的神情看着还有点怅然，若有所失，但目光充满了期待和希望，她们相信我会兑现我所说过的话。她们还能再要求些什么？我还能再允诺些什么呢？
于是，又重番开始吃那酥烂的煮花生，一边开始讲述她们自己的故事；她们又变成一群年轻的姑娘，怀旧，梦想，憧憬着未来；那个宁波弟弟虽说很伤了姐姐的心，但或许他会把那九千美元连本带利还给姐姐的，这多少令她有点欣慰。某人的儿子，对立体声音响和电视机有浓烈兴趣，一旦他改邪归正，他可索性从事修理电器的事业，说不定，他还可以把这生意做到中国去。某人的女儿，她会生下个健康的婴儿……不论现实是如何千疮百孔，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则端坐在麻将桌上我母亲的位置上，那是东首，万物起源之处。
。d xs
喜福会伤疤
生
伤疤
——许安梅的故事
小时候，在中国，外婆就者跟我说，我妈已是个鬼了。但我妈并没死，一个活人，是不能叫“鬼”的。所以我明白，外婆这样做，是存心要我忘记妈，权当她已死了。事实上，我已渐渐对妈印象淡薄了。我的记忆，可以追溯到我们在宁波的那幢大房子，它的楼梯又陡又窄，过道里阴森森的，那是我舅舅和舅妈的房子，我和弟弟，还有外婆，也一起住在那里。
大人们常给我们讲鬼故事，那种专门要吸孩子血的鬼，特别要抓那种脾气倔，不听话的女孩子。
我这一辈子，就怕我外婆，特别后来在她病得很厉害时，那简直令我恐惧之极。
那是在1923年，那年我九岁。外婆浑身肿胀得像只熟透了的大南瓜。原先丰满富态的她，几乎变成了一堆发臭的烂肉。即便此时，她还要把我叫入她那间臭气熏天的房里，说要讲故事给我听。“安梅，”她说，叫着我的学名，“听着，”这是通常的开场白，但她讲的故事都是希奇古怪的，我一点也听不懂。
一个贪心不足的女孩子，突然肚子大了，而且越来越大。女孩子死也不肯说出怀着谁的孩子，结果她服毒自杀了。后来人们剖开她身于发现，里面是只白白的大冬瓜。
“一个贪心的人，永远没有知足的时候。”外婆最后这样说。
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个不听话的女孩子。一天，这个女孩子又在与姑母闹别扭，只见她拼命地摇头拒绝听姑母的话，忽然，就在她拼命摇头的时候，她耳朵里掉出一团白糊糊的球一样的东西，就这样，她的脑子就这么倒个精打光，就像泼出的鸡汤似的没有了。
“这就是所谓的‘没有脑子’，你满脑袋都是自作主张的主意，其他的脑子，就只能给这样泼出去了。”外婆这样告诫着我。
当外婆病势加剧，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时，曾把我唤到病榻前，给我讲了有关我妈妈的事情。“你提也不要提她的名字——永远。一提她的名字，就是对你父亲的亵读。”
我对父亲的全部印象，只是挂在客厅的一幅巨幅画像。一个大个头的，没有一丝笑纹的男人，终日间郁郁不欢地寂寞地挂在墙上。他那对忧心忡忡的双目，总是跟着我的身影转。从大厅直至我自己的房间，我似都能感觉到他那对窥视的目光。
外婆说，他是在注意我有否失礼和淘气。所以每逢我在学校里扔过小石子、或者不留神丢失了一本书或什么，我便会心急慌忙地机械地窜过父亲画像跟前，然后回房躲在角落里，心想这样他将看不见我了。
我深深觉得，我们的家，是如此的压抑和不快，但我的弟弟却对此浑然不觉。
他在院子里骑自行车，追逐小鸡，和小朋友们嬉闹，大声喧闹着尖叫着，寂静的房子里，数他最闹，只要瞅着舅舅和舅母出去，他就在他们很好的丝绒沙发上窜跳践踏。
但是，他也很快就不再快活了。在一个酷暑季节，外婆已经病得很厉害，我和弟弟在门外看热闹，一家邻居正在大出殡，当他们走过我家门口时，那位死者的照片突然从座上掉到尘土埃埃的地上，一个老太太当即大叫一声，晕了过去，弟弟见状哈哈大笑，舅母即时给了他一个耳刮子。
舅母对待孩子，向来粗暴得很。我弟弟不服地瞪了她一眼，她马上训斥他目无尊长，如此大逆不道的行为，就像我们妈妈。舅母的舌头不住地掀动着，就像一把锋利的小刀。她滔滔不绝地数落着我母亲，说她竟是如此糊涂，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