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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依靠对象似乎也并不纯正。后来才知道，我们生产队中一对贫协积极分子兄弟，他们的父亲原是盐警，因为喜欢赌博，家道早就败落下来，而且也死得早，到土改时，兄弟俩早就没有了家产，所以成为贫农。哥哥显得很无能，不善营生，弟弟则喜欢喝酒，好吹牛，带点流气，在揭发队长时，表现得非常积极，但做起正经事来却有点靠不住。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将他们选作依靠对象，大概选择余地不大之故罢。其实，社会是不断变动的，古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可见社会各色人等，浮浮沉沉是常态，截取一段时间的生存状态，将它凝固下来，以此为据，不可变易，倒是有点形而上学。后来又提出要三代贫农，才算根正苗红，大概是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失，然而却更走向极端。而且，要找这样的人，就更加难了。
我说我不知道选择依靠对象的情况，因为我们复旦师生虽然也做了“四清”工作队员，但其实不过是实习生，真正有决定权的是从党政机关中抽调出来的干部。隔壁大队就有原安徽省委书记、时任华东局第三书记曾希圣在蹭点；我们龙王大队的“四清”工作队骨干，大都来自公安局和高级人民法院，掌舵的是上海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一位长征干部；与我同在一个生产队的工作队小组长，则是一位公安预审员。不过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开始时，连工作队员的原来身份也要保密，所以我们师生间也是老吴、小王这样相称，不准再叫老师。我的房东就判断我是初中文化程度的小干事，我问他何以说我是初中生呢？他说：“我是从你‘戆’的程度来猜的。我有一个亲戚，是高中生，戆头戆脑，你也有点戆，不过比他戆得好一点，所以大概只有初中程度。”这倒是衡量知识水平的新标准，十分有趣。但农民也在打听我们的情况，后来知道工作队中有很多人是大学生，觉得很新奇。有一次，有一位本系学生来找我，不经意间脱口而出叫我“吴老师”，使得我的房东大吃一惊，说：“原来你是大学老师，勿象勿象。”在他看来，大学老师还要戆些才是。
工作队进村之初，着重在清经济，首当其冲的是生产队长和会计。但我们这个队在查账之后，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只是在队长的误工补贴上有些疑点，还有一笔账目不大清楚，工作组长特地派我到浙江省一个叫金丝娘桥的小镇上去调查，却也查不出什么名堂来。我很犯愁，账目上查不出问题，“四清”怎么进展？工作组长叫我找生产队长谈话，动员他自己坦白。我用谈心的方式，先说明大道理，后晓之以政策，但生产队长一口咬定自己没有经济问题，谈不出什么结果。谈话结束之后，组长从隔壁房间走了出来，说：“你这样文质彬彬，哪里能敲得出东西来！”过了两天，他亲自出马找生产队长训话，那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一上来就声色俱厉地将生产队长训了一顿，以十分肯定的口气指出，队长是犯有四不清错误的，而且仿佛已经掌握了确实的材料，就看对方是否肯主动坦白交代了。这样一来二去，果然把他吓得面孔变了色，吞吞吐吐地交代出一些问题。但进一步去查核这些问题，却又落实不下来。我本以为这是因为我们的工作组长做预审员做得久了，习惯于对罪犯以审问的方式对话，所以会得这样凶，后来私下里问其他队的同学，说对待干部都是这样严厉的。那么，问题也许不在于职业习惯，而在于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因为在学习文件阶段，已先入为主，认为农村干部大部分已经烂掉了，所以一上来就进行有罪推定，认为他们肯定有四不清的问题，于是千方百计地进行逼供。我也学着演空手道，虚虚实实，故布疑阵。只是学得不像，收效甚微。谈话下来，自己也觉得很滑稽，仿佛在演戏。但有此一番经历，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成为审查对象，当别人也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我时，我立刻看出，他们玩的也是空手道，不足惧也。
但靠空手道来逼供，毕竟难以定案。交代问题的高潮过去之后，就处于胶着状态。正在为难之际，工作队突然召集我们学习新的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俗称《二十三条》。这个文件有一新的提法，说是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我们还搞不清楚这个提法的真实含义，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才揭开谜底。但文件中认为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说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防止简单粗暴的做法，严禁逼供信，并说对那些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代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这些，却对“四清”运动起了纠偏的作用，政策显得宽松得多了。不久，大多数干部都洗手洗澡，下得楼来，重新领导生产。我们工作队员则一面整理结案材料，一面参加农村的日常劳动。
整理材料之类的文字工作，当然要偏劳大学师生。这工作并不像挖掘材料那么难弄，本身并不复杂，但在某些政策界限上，却也很难把握。我们所在的大队，原先办有一家小工厂，颇有效益。做工当然属于体力劳动，这不成问题，但办工厂还得有采购和销售这两头，属于流通领域，难免就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嫌了。再加上负责采购和销售的人，是富农家庭出身，这就牵涉到阶级路线的问题了。大队干部的理由是：这个人出身成分虽然不好，搞营销却很有路道，能帮队里赚钱，这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得好的。但在当时是阶级路线高于一切，这理由当然不能成立。好在大队干部还够不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档次，只能算是阶级路线不清的错误，至于队办企业，也就早早收摊了。此外，将自留地上的产品上市销售，多养家畜家禽变卖等等，是否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都很讨论了一阵子。可见，社办企业、商品经济，在上海郊区早就出现了，只是在历次运动中被硬压下去罢了。
天气渐渐地热了起来，生活上随之遇到新的麻烦。奉贤地处辟野，农村多蛇，我们在冬天平整坟地时，就常常挖出一团一团纠结在一起的白花蛇，当时天冷，蛇类不大能活动，几铁搭下来，都被农民打死了，等到惊蛰之后，这些爬虫就出动了。有些同学在埋头整理材料时，蛇会游到他的身边来，有位女同学放下笔站起身来，一脚踩在蛇身上，吓得大叫。我自己有一次在农民的饭桌上整理材料，抬起头来想对窗远视，调节一下眼神，却看见一条花蛇从窗框上倒挂下来，正昂着头在对视我。我忙闪身躲开，想找把铁搭来打，它却很快游走，转眼间就游到宅边水浜里去了。
家里都有蛇，田野里的蛇就更多了。平时走在路上，走在水渠边，经常有蛇出没其间。有时与农民一起撑船到镇上去，水边的树梢上都会有蛇倒挂下来，很是可怕。好在有农民在一起，他们习惯了，也有办法对付。但晚上单独出来开会或串门时，就有点危险了。我们许多人都买了季德胜蛇药带在身边，以防万一。
蛇，还有药可防，而血吸虫就防不胜防了。
奉贤当时还是血吸虫害地区，而农民的生活习惯却又很不讲卫生。那里地处海边，地下水位很高，打井应是容易之事，但农村里水井却很少，即使有几口井，也不大去用，而一律用水浜里的水。他们每家都搭有一个水埠，洗菜、淘米、洗衣、刷马桶，都在这个埠头里，烧饭、洗碗的水也在这里打，一不留心，就会把水底的脏东西翻上来，其污染情况可想而知。而为了节省柴禾，他们经常食用的咸菜，并不烧熟，只在水浜里洗一下，切出来就生吃，更是令人疑心。但根据下乡“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原则，我们只能跟着吃，不能提出改进的意见，更不能另起炉灶，所以一直是硬着头皮坚持下来。开春之后，市里要在这里开展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除了调动人力消灭钉螺之外，还动员各村各户打扫卫生，规定在每个自然村都要有水井，要求食用井水，与浜里的洗用水分开。既然是领导要求，我们就可积极贯彻了。但农民们长期形成的习惯，要改也难，总是嫌打井水麻烦。我们在时，还可督促一下，听说我们走后，很快就恢复原状了。
我们的大队离海边很近，我到金丝娘桥外调时，汽车是沿着海边开的，一路风景着实令人陶醉。但平时我们谁也不敢到海边去欣赏美景，生怕被批为小资情调，在当时，那正是需要改造和克服的东西。但临结束的前两天，我们实在经不住诱惑，几个师生还是相约到海边去玩了一次，开始是在海边散步，后来大家索性脱了鞋袜，赤脚走到海水里，放松地玩了半天，觉得颇为尽兴。看来这半年多的农村阶级斗争教育，并没有把我们原来的生活情调改掉，可见思想改造之难。好在马上就要开拔回校，领导上也来不及对我们进行批评帮助。回校之后，略事休事，许多人又奔赴新的地方进行第二期“四清”运动了。
不称职的秘书
第二期大“四清”，我被派到宝山县罗店公社金星大队。因为有了第一期“四清”的经验，而且《二十三条》下达后，在政策上也有所调整，所以就不搞得那么神秘兮兮的了，与公社和生产队干部也不处于对立地位，我与一位学生还被安排到一个会计家吃饭。
不过这次我没有下生产队，而是留在大队部做秘书，与一位本系学生一起，负责整理材料、写汇报、写总结。金星大队是复旦党委副书记郑子文蹲点的地方，工作组长又是复旦校长办公室主任，他本人就是秘书出身，所以对材料工作要求特别高，有用的、没用的材料搞了一大堆，说是宁可备而不用，不能等到领导要时来不及准备。
我与那位同学搞了几个星期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