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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红卫兵毕竟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不知道在战斗打响之前保密的重要。正在他们摩拳擦掌，争表决心之时，台下有一个人悄悄溜出门去，登上自行车，直奔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而去。此人名叫邹道喜，原是复旦一个工人，“文革”前被排挤到一个工厂里去，“文革”初期复旦又派人去把他打成反动分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他回到复旦，在郭仁杰的支持下得到平反。于是他对郭仁杰感恩戴德，忠心耿耿，为之效劳。这时，郭仁杰虽然还与徐景贤一起被关在复旦，但他已认识写作班的人，所以马上跑去报信。
同时，徐景贤、郭仁杰也在拉线广播里听到登辉堂的会议实况了。他们急如热锅上的蚂蚁，也在设法向张春桥通风报信。恰巧，这天晚上看守隔离室的红卫兵正好是哲学系的学生，郭仁杰凭他担任过哲学系总支副书记的关系，说服这位学生，让徐景贤出去打电话，哲学系学生相信这位前领导，给了他们一个方便。徐景贤借助一部公用电话，拨通了兴国路招待所，直接向张春桥本人作了报告。张春桥叫他仍旧回到隔离室等待变化，其实也是借以迷惑红革会。
这样，不等红卫兵到人民广场集会，在1月30日一大早，工总司的宣传车就到复旦广播“一？二九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了。这个特急电报的内容是：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并转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
（一）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二）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无理绑架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革命同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
（三）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扣押了人民解放军的师政委和参谋，是十分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四）各群众组织内部之间的争执，应当采取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绑架、拘留等非法手段。
（五）希望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帮助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线。我们将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后果应当由制造这次事件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和幕后的操纵者负责。
（请你们立即印成传单，出动广播车，广为宣传。）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1967年1月29日
“一？二九中央文革特急电报”广播之后，复旦园里一片肃杀之气，第一次炮打张春桥战役失败了。
但是，组织“炮打”的红卫兵头头们并不服气，他们首先就怀疑这份特急电报的真实性。因为自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以来，还没有发过这样的特急电报，而且电报又是通过张春桥在沪办事机构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转达，所以他们怀疑是张春桥自身搞的鬼。于是红革会、红三司、东方红公社，还有大队部造反派的头头们：赵基会、劳元一、安文江、胡守钧、金应忠等，一起到北京打探消息，并准备告状。他们因怕上海北火车站被封锁，先行潜出上海，再在一个小站上火车。
到达北京后，他们先到北大找聂元梓。但这位前不久到上海揪斗曹荻秋（说他出卖北大社教运动）时，还得到上海造反派红卫兵头头们热情接待和大力援助的“老佛爷”，却避而不见了。她毕竟是政工干部出身，很有政治经验。上海的头头们只好转而到清华去找蒯大富，蒯大富倒是坦诚相告：这个特急电报的确是中央文革小组所发，你们不要告状了，赶快回去罢。
于是他们铩羽而归。
反“逆流”与反“反逆流”
对于这份“一？二九中央文革小组特急电报”，至今尚有不同的说法：有说是张春桥自己写的，根本没有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电报就在上海本地发出，只是中央文革事后承认罢了；有说是张春桥写好之后，发给王力，由王力交给江青、陈伯达定稿，马上发回上海。但这些说法，只是描绘出张春桥自保之情和惶急之状，仍未能判定其为伪造。因为不管这份特急电报是怎样出笼的，既经中央文革小组的认可，也就算是他们直接所发的了，必然能产生相应的效力。而实际上，这份电报在当时也的确起了扭转局势的作用，一下子就把“炮打”的风潮压了下去。
“炮打”失败，世情大变。
原来，复旦由于造反派势力大，党委垮得早，因而被称为“解放区”。徐景贤在下决心造反之前，还曾到复旦来取过经，在他宣布造反的12月18日大会上，郭仁杰公开号召大家到复旦来学习，的确曾引来不少单位的人群。复旦的造反派也以先觉者自居，到工厂、到社会上去鼓动造反，人们都以尊敬的口吻称他们为“革命小将”。而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特急电报下达之后，他们就被视为罪人，被围攻、被驱逐，一个个灰溜溜地回到学校。而在校园里，也充满歧视的眼光，反差之大，使他们感觉到世态炎凉。
这时，张春桥就“炮打”问题，发表了三点指示：一、欢迎红革会战士起来造反；二、对于一般的红革会战士来说，不是请罪的问题，而是造反的问题，要请罪的不是广大战士，而是少数头头，责任在于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三、这一场斗争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能否贯彻的问题，关系到上海运动的大方向问题。红革会战士要造反，就要彻底肃清少数头头在这次事件中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张春桥的指示，为反“逆流”运动定下了调子：一是说明了这个事件的严重性，要彻底肃清其“恶劣影响”，也就是说，要大张旗鼓地加以整肃；二是把打击目标集中到少数头头身上，鼓励红革会战士从内部进行造反，这是一个重要的策略思想。
当时，上海红卫兵运动的中心在复旦，“炮打张春桥”的头头也集中在复旦，于是复旦的运动就进入了反“逆流”阶段。
开始，是发动各造反派组织的群众从内部反。红革会内部成立了“新复旦红革会临时接管委员会”，接管了原红革会勤务组，并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击退红革会某些头头炮打中央文革反革命逆流，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誓师大会”。红三司连日召开整风大会，统一思想，连续发表声明，表态拥护中央文革特急电报，批判炮打头头。连顶得很厉害的东方红公社，也发表了《坚决执行五点指示的声明》。于是，对于“炮打”头头的批斗会一个接着一个开，颇有应接不暇之势，就像不久前他们批斗“走资派”一样，有些人身上也被挂了牌子。真是：风水轮流转，今日到我家。但过去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可见风水之轮转还是需要一些时日的，现在这一转，只有一两个月之隔，实在有点使人眼花缭乱。
但造反派毕竟是一起冲杀过来的，他们自称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而且这些头头们既建立了威信，要从内部打倒他也不是易事。许多群众并不认可新头头，因为他们具有更大的投机性。群众认为他们没有冒过风险，只不过是乘机捞一把，故谓之曰：“捞稻草”，常常用大字报或漫画加以讥讽。即使被树为全市红卫兵正确路线代表的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司令陈敢锋，也不被老红卫兵所看重。在张春桥们看来，上海的红卫兵组织头头只有一个陈敢锋没有参加炮打，难能可贵，所以将他作为红卫兵唯一的代表，安排为市革会委员，后来又提拔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但是，陈敢锋之没有卷入炮打事件，纯属偶然。在炮打誓师大会之前，他曾问过安文江对炮打的态度，表示要跟安文江采取同一步调，但陈敢锋外号叫做陈看风，一向投机，安文江怕他临阵出卖，没有告诉他真情，倒是保全了他。所以陈敢锋的没有参加炮打，并非有什么“坚定的立场”，而是不为人所看重的结果。
既然造反派对于老头头总还有一股难以割舍的感情，所以台上有时批斗得很激烈，而台下却对他们还是很照顾，而新头头却树立不起威信来。对于这种情况，张春桥们当然很不满意，他们认为这样不能斗倒老头头，而且也无法开展工作，必须派人下来整治才行。于是，在3月4日红革会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击退炮打中央文革反革命逆流大会”上，徐景贤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宣布：派郭仁杰回到复旦主持工作。
郭仁杰所主持的工作，当然是反“逆流”工作了。
但这是一件极其难办之事。上海的红卫兵虽因“炮打张春桥”而受挫，但在全国范围内，红卫兵运动还在蓬勃发展之中，刀势未老，锋芒犹盛，毛泽东也尚未说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所以红卫兵运动虽然招怨，但《人民日报》在4月2日还是发表了一篇题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在指出“革命小将”的缺点错误的同时，特别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功绩，并且针对那些否定红卫兵运动的人说：“如何对待革命小将，是如何看待几个月来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问题，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阶级立场问题，是要不要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大问题。如果否定革命小将，便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打击革命小将，便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种形势下，要郭仁杰来主持针对“革命小将”的反“逆流”工作，无疑是把他放在炉火上烤。
但郭仁杰还是兴冲冲地来了。因为他这次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君临复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