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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无疑是把他放在炉火上烤。
但郭仁杰还是兴冲冲地来了。因为他这次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君临复旦，一言九鼎，威风凛凛。
郭仁杰一到复旦，照例少不了许多捧场的。不但想做官的围着他转，就是那些不相干的家属在路上碰到他，也会说几句奉承的话，说得郭仁杰乐滋滋的。哲学系的“八一铁军”战斗组贴出了拍马的大字报：《郭仁杰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吹捧郭仁杰是“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抵制周扬的教育黑线”的模范，是“与杨西光、陈传纲、刘振丰、胡曲园都进行斗争”的英雄。此后，这类捧场大字报还接连不断，捧得郭仁杰有点晕晕乎乎，根本就听不进不同意见。
而在复旦，反“反逆流”的力量却非常强大。开始是暗中抵制，但很快就转为公开对抗。
“过河卒”率先贴出大字报：《在转折点上》和《再论在转折点上》，他们根据《红旗》杂志近期发表的《关键在于大联合》、《必须正确对待干部》和《论革命的三结合》等社论精神，认为目前的大方向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狠抓干部问题，为革命三结合夺权作好准备，而“反逆流”斗争应当服从这个大方向；同时还批判了“复旦情况特殊论”，指出那种借“反逆流”来打击革命小将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接着，“金猴”、“迎春花”等战斗组贴出了呼应的大字报，“金猴”在《我们的看法》中，提出了“对我校前一阶段运动的估计”，全面否定郭仁杰的做法，并指名要郭仁杰就“过河卒”的大字报表态；“迎春花”则贴出《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和《我们老造反要讲话》等大字报。一时间，抵制“反逆流”斗争的言论和大字报充满复旦园。
第一次“炮打张春桥”行动失败之后，张春桥派郭仁杰到复旦主持“反逆流”工作，即是镇压参加“炮打”的红卫兵，此举遭到复旦师生的坚决抵制。“过河卒”、“金猴”、“迎春花”等战斗组联合组织了“八？二五串连会”，专门从事反对“反逆流”工作。图为“八？二五串连会”的部分成员合影。前排右起：王之平、邱励欧、邢维、王文英；二排右一：钱乃荣，中：吴中杰，左二：安文江；后排右一：肖昌雄，右二：周谷声，左一：王志惠，左二：方农。
但郭仁杰根本不把这些意见放在眼里，他在登辉堂公开向全校师生员工宣称：“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要过万重山。”并且在私下里布置，要揪“过河卒”的后台。这样，事情就没有回转的余地了。在权势的影响下，当然会有人出来呼应郭仁杰，比如，化学系就出了个“轻舟”战斗组，写出《“轻舟”要过万重山》的大字报，从标题上就可看出，是照着郭仁杰的调子唱歌的；但被讥为“猿声”的人们却被激怒了，由胡守钧挑头，包括“过河卒”、“金猴”、“迎春花”在内，组织起一个“八？二五串连会”，八？二五者，纪念1966年8月25日戏剧学院大串连也。
阵势已经拉开，双方处于公开顶牛阶段。
开始还只是在大字报上表态、呼吁，后来发展到在会场上抢话筒辩论。在“史红”战斗组1967年5月编印的《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选》里，还保存着一份《郭仁杰“五？三”在复旦大学大礼堂的报告》记录稿，从中还可以看出一些实况。现摘录一段如下：
……今天下午，晚上，星期五一天，安排时间对四月份工作作一总结，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方法对四月份作总结，在这个基础上来安排考虑。（戳一枪：总结不出来怎么办？）为什么总结不出来？当然做得出来，做了工作就总结得出来，不做工作就做不出总结来。（戳一枪：那么只能少数几个人总结，因为大部分人都没有事情做。）大家一起来总结，从小班开始，（吵……大会主席：请大家不要打断，有什么意见，老郭讲好再提。）全体同志都可以参加这个总结，希望总结不要发展无原则的纠纷。（胡守钧插话：请讲清楚一些，什么是无原则纠纷？）有人要搞无原则纠纷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无原则纠纷就是无原则纠纷，其实大家心中有数。（王志惠：据说有人问老郭，什么是老保翻天，老保翻天就是老保翻天。吵……）大家自己心中有数，可以自己考虑，为什么一定要讲？（哄笑）你以为我是搞无原则纠纷，你也可以指出来。大家摆事实讲道理！（戳一枪：那么辩论！）有一定时间给大家辩论嘛！现在让我讲完好不好？（戳一枪：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了。）四月份的工作估计就是这样的。……
我记得现场上还有更激烈的辩论场面，胡守钧辩论得性起，把外套也脱了下来，冲上去抢话筒。但这份记录稿上没有写出，不知是记录者的疏漏，或者是发生在另一次大会上。但从这里多少可以看出一点当时的顶牛状态。
不过要说郭仁杰根本不抓三结合问题，那也不然，只是步子走得很乱，他一会儿成立“共产党员造反联络站”，一会儿又成立“反逆流指挥部”，总之是想撇开原来那些造反派头头，要建立一个以他自己为核心，能听他指挥的权力机构，但是处处遇到阻力。他也知道，三结合的一方必须是原来的干部，即所谓“革命干部”，但他不是在普遍解放干部的基础上进行群众性的选择，而是由他自己选定一两位进行结合。可惜他选得并不理想。
他的首选对象是原党委副书记葛林槐。平心而论，郭仁杰作此选择是有他的理由的，并非如对立派所指责的，纯属私人交谊，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葛林槐并非杨西光的亲信，认为可以分化出来。但葛林槐一向很左，左得非常固执，而且办事很小家子气，这样就非常不得人心，在党委里是群众意见较大的一个。比如，1955年章培恒被打成胡风影响分子，照当时的政策，是可以不开除党籍的，但葛林槐坚持要开除，别人想保都不行。此类事情一多，民愤自然就大了，郭仁杰提出首先解放他，要结合进新的权力机构，群众当然不会支持。反对派马上组织了一个“打葛纵队”，谐音为“打狗纵队”，专门对着干，要批判葛林槐。而葛林槐也实在不争气，弄得洋相百出。比如，4月26日党委常委开思想交锋会，打了两次电话通知葛林槐，他都不到会，红卫兵上门去催，发现他躺在床上，以手遮面，说是生病了，问他是什么病，说是发高烧，问看了医生没有，说昨天去看了，药瓶还在台上。红卫兵要陪他到保健科去看病，帮他穿衣，拖了半天不肯起来，红卫兵就请医生来出诊，这医生也是被他整过的，当然不肯帮他的忙。先是查看病历卡，证明他从3月22日以后就没有看过病，说昨天看了病，显然是撒谎；再量体温，只有36。6度，说发高烧，也没有根据；听了心肺，也都正常，根本就没有什么病。于是红卫兵就指责他装病，要他去开会。但葛林槐就是不肯去，帮他套上衣服的袖子，他就拉掉，抱他起来，他再躺下，并且大哭大叫：“我准备被打倒！”“你们把我丢到河里去好了！”还威胁那位医生说：“你这样对我，是没有好处的！”这一场景被“打葛纵队”在大会上报告出来，并用大字报公布，葛林槐就成为态度恶劣的典型，解放、结合云云，也都无从谈起了。
这样闹了几个月，郭仁杰渐渐转为劣势，被当作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批判了。这一形势的转化，使复旦的老造反们非常高兴，觉得自己的斗争是有成效的。其实，郭仁杰的失势，并非因为反“逆流”遇到了阻力。而是因为得罪了张春桥的缘故。
张春桥最恼火的，是郭仁杰把他内部讲话公开出去了。张春桥在一个内部小会上曾传达过毛泽东的话：“红革会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是反革命吗？红革会这笔账是要算的。”然后叮嘱道，此事不得外传。但郭仁杰为了说明自己主持的反“逆流”斗争来头很大，就把毛的话说出去了。反对派指责郭仁杰伪造毛主席指示，郭就说是张春桥说的，弄得张春桥非常被动。
其次，郭仁杰到市革会教卫组之后，想把红革会的队伍重新拉起来，说是别的红卫兵组织都有全市的总部，红革会也应该恢复总部。在他，是要拉一支队伍，壮大自己的势力，但对张春桥说来，红革会无疑是一种异己力量，这支队伍好不容易才打散的，怎可让他复活，此举实乃大忌。
再则，在工人的队伍中，上海柴油机厂的联合司令部（简称“上柴联司”）是一支与工总司对立的力量，王洪文制造了上海规模最大的一次武斗，带领工总司的大批人马将它砸烂、踏平，但郭仁杰却表态支持上柴联司，这当然也为张春桥所不满。
有此数事，张春桥就不再见他。郭仁杰本是靠着张春桥的力量办事的，一旦失去张春桥的信任，命运就要逆转了。
但张春桥的态度，学生们还并不清楚。最先起来批判郭仁杰的，是他们内部人物，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另一个头头王承龙。王承龙是市委一份内部刊物《支部生活》的造反派头头，在联络站内有相当的势力，并没有把郭仁杰放在眼里，而且正在与徐景贤争权。所以一摸到张春桥的态度之后，就组织会议批判郭仁杰，绕过徐景贤，直接向张春桥汇报，说郭仁杰是上柴联司的黑后台，并设立了“郭仁杰专案组”。徐景贤和联络站的另一个头头程绮华还想保郭仁杰一下，把他送进上海公费医院治病，因为他有肾结石。但这消息却被上海工学院的造反派知道了，就冲到医院把郭仁杰抓走，隔离起来，加以批斗。后来查出他有婚外的男女关系，这在当时被认作是流氓行为，就被当作流氓来鞭打，打得郭仁杰难以忍受，就跳楼自杀了。
郭仁杰一死，反“逆流”斗争也就破产了。
据说，在郭仁杰被抓时，徐景贤曾要求张春桥出面将他保出来，但张春桥不表态，他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