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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往事-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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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贪便宜不是为公家打算,而是为自己打算,并不是真正爱护公共财物。”——这显然是为了要做检查而硬找话题了。还有人检查在某校多领了一个月的工资,而没有去上课;或者拿了多少稿费而没有交工会费;还有在解放前通货膨胀时期买过黄金、银元、美钞的。周予同检查自己用屋前敌伪留下的木头,做了一张小桌、四只椅子;胡厚宣则交代在解放前曾买卖甲骨,从中赚了钱,——这已算是较为明显的事,老复旦们至今还记得起来。我们今天看来,这些大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当时的学委会却把这一切都统计在贪污范围之内,李正文在总结报告中说:复旦教授中贪污的比例有63。7%,讲师有49。3%,真是可怕的数字。而当时复旦打出来的大老虎(即大贪污犯),是保健科李科长,他曾经在全校大会上坦白交代,说自己私卖掉多少阿司匹林和盘尼西林等,造成了轰动性的效果。但运动结束之后,他还是坐在保健科长的位置上。大概查实下来,情况并不如他所交代的那么严重吧。

此外,则是检查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人人都有很多东西可以交代的。比如,周谷城就检查自己讲究衣着,追求享受,喜欢跳舞,“口袋里当票一大把,却经常上馆子吃饭”;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盛气凌人,绕着弯子骂人,“外表谦虚,实际傲慢不可一世”;“不做专家,以通人自居”,“好大喜功,不想老老实实做学者”,“对教学不负责任,胆大妄为,有一知半解就对学生讲”,等等。(据《谭其骧前传》中所载谭其骧的会场记录)其他人也如此这般地发掘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洗手洗澡,涤荡污垢。

这种检查,还要深入到业务领域。比如:经济系教授陈观烈是美国留学生,学过凯恩斯理论,教的课程是国际金融和国际货币,于是就指责他贩卖帝国主义理论,为美帝张目,他只得自我批判,并因为认识得好,还在登辉堂全校大会上现身说法;政治系教授胡其安是英国留学生,研究西方政治理论与文官制度,这当然也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货色,他也在登辉堂上做检查,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理论与文官制度。

但并不是自我检查一下就可过关的,还要经过群众评议。而群众总是说你避重就轻,或者是思想根源挖得不深,还得重新检查。周谷城在经过群众评议后,就作过补充检查。当然,对各人的分寸掌握得并不一样,松紧的程度,其实并不取决于群众,而是取决于群众背后的领导。有一位当年参加帮助教师思想改造的学长告诉我,他们系的领导曾与学生积极分子约定,教师的检查是否可以通过,以举鸡毛掸子为号。这位领导坐在主席台上,台上放着一把鸡毛掸子,如果他举起鸡毛掸子,某教师的检查就可通过,如他不举鸡毛掸子,学生就应穷追猛打。这种戏剧性的举动,当然并非每系都有,但借助学生的力量来逼迫教师交代问题,则是统一的部署。

就在这种追逼之下,发生了刘大杰跳黄浦自杀事件。

大杰先生是具有浪漫性格的风流才子,早年又搞过小说创作,平时讲话虚虚实实,难免有些夸张成分。思想改造运动刚开始时,他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不知道运动的厉害,还是照往常一样,一坐下来就与学生随便乱吹。他研究过西洋文学,还写过评论表现主义的专著,对德法的情况当然比较熟悉,就与学生大谈巴黎的胜迹、柏林的风光,一副游历过欧洲的派头。等到进入检查阶段,学生们就追问他在欧洲干过些什么勾当。其实,他只是在日本留过学,根本就没有到过欧洲,当然无从交代起。而大杰先生是极爱面子的人,拆穿之后,面子上很下不来,一时想不开,就跳了黄浦。好在他是白天跳江,又是在人流量较多的河段,马上就被人捞救了上来。

刘大杰跳黄浦事件,在复旦是一大逸闻,老人们每谈起思想改造运动,必然要提及此事。上面所述,就是从老复旦们的谈论中听来的。但我想,刘大杰的跳水,恐怕还有深层原因。他大概是怕有些历史问题过不了关。因为思想改造运动的后一阶段,着重追查的是历史问题。连陈望道的脱党问题也受到追查,何况其他?陈望道是上海共产主义发起小组的成员,是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只因为不满于陈独秀的家长式专制领导,并且产生冲突,就离开了共产党组织,但他从未放弃过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而且一直从事革命文化工作,是有名的左翼文化人,现在又担任着复旦大学校长之职,学生们还对他穷追不舍,弄得他几次掉泪,别人又如何是好呢。在旧社会过来的人,谁又没有三朋四友,没有复杂的社会经历呢?

但刘大杰跳黄浦之举,却惊动了华东局和上海市领导。华东局教育部副部长陈其五,专为此事发表意见,同时调整了运动的部署。陈毅市长还到复旦作了一次报告,对知识分子颇有慰抚之意,因此人们说,他是武戏文唱;虽然同时来复旦讲话的华东局宣传部长舒同,却仍是调门很高,人们说他是文戏武唱。但对知识分子的凌厉攻势,毕竟是缓和了下来。刘大杰不久也在全校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他交代了自己的一些历史问题,也就算过关了。

教师们虽然都通过了检查,但这些材料却归入了档案,而且还有系学委会做出的思想鉴定,此后每次运动都要拿出来敲打一番。而且,各人的位置也重新排定。我在1953年秋季入学时,就听人们传唱一首打油诗:“陈望道,卢于道,头头是道;张孟闻,曹亨闻,默默无闻。”据说是在一次新年联欢会上,苏步青出了上联,要求属对,严北溟站起来环顾了一下在场人物,见有张孟闻、曹亨闻二位,就对出了下联。这虽是即兴的打油之作,但也的确反映了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教师们的不同处境。

学生虽然是用来帮助教师的进攻力量,但他们自己也在被改造之列。学生们可检查的事情更少,但也要有些交代才行。于是有些人检查入学动机,说读大学是想出人头地,有个人主义思想;有些上海女同学比较注重衣着打扮,穿高跟鞋,着旗袍,烫头发,自然是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有人看《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是接受个人英雄主义的影响;还有一个同学,因为崇拜他那个做中央社记者的哥哥,羡慕西方新闻记者,这更是严重的阶级立场问题……

何况,有些资本家的子女,还有划清界限,揭发家长的任务。新闻系有一位女同学吴志莲,是天厨味精厂创办人吴蕴初的女儿,吴蕴初是进步的民族资本家代表,当时还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但在“五反”运动中照样要审查交代,而学校里,吴志莲就成为团支部重点帮助的对象。团市委还特地派了位女干部奚珊珊来做思想工作,这位奚珊珊后来就成为当时复旦团委书记金冲及的夫人。大概这次工作是做得成功的,电影《不夜城》里有一段情节,就是以此为原型,复旦新闻馆(即现在的日本研究中心)还出了镜头。

但思想改造运动中的一些做法,对知识分子却伤害很大。个人隐私全部曝光,人格尊严受到打击。中国知识分子一向的信条是“士可杀而不可辱”,人格受到凌辱,还有什么自尊自信可言呢?打击了教师的人格尊严,当然也就使他们失却了学生的信任,教学工作自然无法正常进行了。《复旦大学志》在记述当时的情况时说:“思想改造以后,由于教师在学生中的威信下降,加上有些学生分配所学的专业不符其本人志愿等原因,学生旷课现象严重,课堂秩序比较混乱。当时全校学生总数为2301人,每周旷课人数达444人次,占总人数的20—25%,有的学生背后乱骂教师,许多教师被扣上绰号,文科尤为严重。在上课时,有些学生未经许可自由出入教室,有些在做其他作业或看小说,有些在谈话,个别的甚至在上课时睡觉。晚自修时,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在宿舍打桥牌、唱京戏、谈天等等,也有少数学生去上海市区跳舞、看电影、赌博,考试时,作弊现象亦相当严重。”我曾听1951年入学的学长说起,他们在听赵景深教授的课时,就有同学因打瞌睡,把头撞在赵先生突出来的肚皮上,赵先生也不敢说话,——那时,课堂里没有课桌,同学们坐的是扶手上可放笔记本的椅子,而教师也就站在台下讲课,所以第一排的学生可以触及老师。

古人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也是如此。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的学生们,是很快就会毕业离校的,当我们入学时,课堂秩序已经恢复,但教师们所受的精神创伤却是难以平复的。中文系教授陈子展,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伤害,从此告别课堂;外文系教授孙大雨,不屈服于压力,一直对抗到底,——他们在1957年都被打成右派分子。而心里不满者更是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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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最是校园不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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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姚文元还在上海滩上做文学批评家时,就常对大学里的师生和研究机关的科研人员加以奚落,说他们是关在高墙深院中做学问的人,借以反衬出他自己是个社会斗争的战士。其实,1949年以后的中国校园里,从来就没有平静过。

我们的领导,始则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依附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毛,为要把他们移植到无产阶级这张皮上来,就得不断地进行改造。后来,又发现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都是滋生修正主义的温床,为了反修防修大计,更须彻底地加以整顿。所以,学校往往成为政治运动的中心,而知识分子也就难得能坐下来研究学问了。

比较起来,在我做大学生的那几年:1953年秋——1957年夏,教学秩序还相对地稳定一些,不像后来那样,动不动就“停课闹革命”,或者长期下乡搞运动。在那四年中,我们没有下过工厂、农村,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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