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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晚上出来买铺子的，”莫里斯说。“要来总是在白天，好看看有多少主顾。要是这家伙来到这里，看一眼就明白，我们这铺子完了，接着拔腿就往回跑。”
“你吃过中饭没有？”艾达问海伦。
“吃了。”
“吃的什么？”
“我是不会让自己挨饿的，妈妈。”
“你的晚饭已经准备好了。”艾达点燃了锅子下面的煤气灶。
“你怎么知道他今天会来？”海伦问她。
“昨天卡普告诉我的。他认得一个难民，到处看着，想买进一家杂货店。这人在布朗克斯工作，所以会来得很晚。”
莫里斯摇摇头。
“他是个年轻人，”艾达接下去说，“约莫三十到三十二岁。卡普说他手头有点现款。他可以重新装修一下，进点新货，搞得时兴点，再做做广告，会把这儿整顿得象象样样。”
“卡普要寿长一点才看得到，”掌柜说。
“我们吃饭吧。”海伦坐到桌旁。
艾达说她要等一等再吃。
“爸爸，你呢？”
“我不饿。”他拿起报纸。
她独自个儿吃。要是能卖掉这铺子，搬出这里，那有多好。但是她觉得机会太渺茫了。你在一个地方住了那么久，从生下来到现在只有两年不是住在这里，你不会一夜间搬走。
吃完饭，她站起身来要去帮着收拾盆子，但是艾达不让她做。“去休息吧，”她说。
海伦拿起自己的东西上楼去。
她恨这套单调的五间公寓房间：一间灰白的厨房，她早上就在那儿吃早饭，好快一点出去上班；起居室狭窄而没有一点特色，虽然塞满了二十年的家具，但是看起来毫无生趣，因为难得有人进去坐，她的父母每周倒有七天待在店堂里，他们家寥寥无几的来客也宁愿留在店堂后间，而不接受邀请上楼。海伦有时也请朋友上去，但是只要有选择余地，她总是上人家那儿去。她的卧房也是糟糕透顶的：又小又黑，虽说墙上开了个二英尺宽三英尺高的洞，从这洞口她可以看到起居室的窗户；晚上莫里斯和艾达要进自己的房间，或者从房间里出来上洗澡间，都非得穿过海伦的房间不可。他们说过几次要把那间大房间——家里仅有的一间舒适的房间——让给海伦住，但是他们那张双人床别的地方都摆不下。第五间房间在二楼楼梯口，简直象是只小冰柜，艾达堆了些零星杂物、旧衣服、破家具在里面。这就是家。有一次，海伦一气之下说，这个地方住人简直可怕。事后她感到难受，因为这话使她父亲非常难受。
她听到楼梯上莫里斯缓慢的脚步声。他漫无目的地走进起居室，坐在一只硬邦邦的扶手椅里想放松一下。他带着忧愁的神情一言不发。每当他有话要讲，总是这样开始的。
在她和弟弟还是小孩的时候，至少逢到犹太节日，莫里斯会关上铺子，横下心到第二街去看一场意第绪语的戏，或者带领全家去串门。但是，伊弗雷姆死了以后，他难得走到比街角更远的地方去。每次想到她父亲的一生，她总觉得自己的生活真是一场浪费。
她的模样象只小鸟，莫里斯心里想。她凭什么落得孤零零的？瞧她长得多美。谁看到过这样的蓝眼睛？
他把手伸进裤袋，掏出一张五元钞票。
“拿去，”他说着就站起身来，尴尬地把钱递给她。“你需要买皮鞋。”
“你在楼下给过我五块。”
“再给你五块。”
“星期三才是这个月的一号，爸爸。”
“我不能把你的工钱全拿走。”
“不是你拿我的，是我给你的。”
她硬让他把五元钱收起来。他，收了起来，又一次感到羞愧。“可我给了你什么呢？连你的大学教育也叫我夺走了。”
“不上大学，是我自己决定的。也许我还会上。你可说不上。”
“怎么上得成？你已经二十三岁啦。”
“你不是常说，要上学总不会嫌太老的。”
“我的孩子，”他叹口气，“对我自己来说，我无所谓。对你，我可要把最好的给你。但是，我给了你什么呢？”
“我会设法给自己的，”她微笑。“还有希望。”
他也只能对这种情况感到满意。他至今仍然想让她有个前途。
他下楼之前，轻轻地对她说，“怎么回事，你近来老是待在家里？跟纳特吵架了？”
“没有，”她臊红着脸答道，“我觉得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不一样。”
他不忍心再问。
下去的时候，他在楼梯上碰到艾达。他拿得准她会谈同样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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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计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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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时候，买卖小小忙了一通。莫里斯的情绪也好起来了，他同顾客们互相打趣。瑞典人油漆匠卡尔·约翰逊带着酒后的笑容，走进来买两块钱啤酒、卤菜和瑞士干酪片。掌柜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见他，最初怕他要赊账。他账上欠的一直不还，莫里斯终于不赊给他了。可是这次漆匠有现钱。一个从不三心二意的老主顾安德森太太买了一块钱东西。然后，来了个生人，做了八角八分钱交易。他走后，又来了两个顾客。莫里斯微微感到一点希望。也许情况是在好起来。但是过了八点半，他又闲得手足无措了。多年来，周围几英里内，始终只有他一家做夜市生意，他就靠这点来谋生。可是如今，施米茨跟他唱对台，一小时也不饶。莫里斯偷偷抽几口烟，接着就咳起来了。艾达在楼上捣地板，于是他把烟蒂捺熄放好。他感到心神不定，就站到橱窗口去看街景。他看着一辆电车开过去。劳勒先生打店门口走过，他早先也是这里的主顾，每逢星期五晚上，至少来照顾五块钱生意。莫里斯有好几个月没看到他了，但是知道他现在要上哪儿去。劳勒先生避开他的眼光，匆匆忙忙地走过去。莫里斯目送他拐了弯，直到看不见为止。他划了根火柴，查看一下现金出纳机——九块半钱，还不够开销。
朱利叶斯·卡普推开店门，冒冒失失探头进来。
“波多尔斯基来过啦？”
“谁？哪个波多尔斯基？”
“那个难民。”
莫里斯恼火地说，“什么难民？”
卡普咕哝一声，随手关上门。他身量矮小，神色自负，已经上了年纪，仍然穿得很整洁。早先就象莫里斯一样，他在自己的鞋铺里起早摸黑地干活，如今成天穿了绸睡衣，只等晚饭前接替一下路易斯。尽管这小个子木头木脑、老出岔子，以前莫里斯和他相处得不坏。自从卡普把裁缝铺租给了另外一个杂货商，他们俩就不讲话了。几年前，卡普常在杂货铺店堂后间消磨很多时间，为了穷而大发牢骚，好象穷困是个新发明，而他是第一个受害的人。自从他开酒店发迹以来就来得比较少了。但是，他仍然上门找莫里斯，就他受欢迎的情况来说，他来得还是太多，他往往来数落一番杂货铺的短处，滔滔不绝地提出一些没有人要听的劝告。他的红运使他无往不利，他无论到哪里，都能碰上好运，可是，莫里斯认为，他的好运却是别人的损失。有一次，一个醉鬼朝卡普的橱窗扔石块，结果砸了莫里斯的橱窗。另外一次，萨姆·帕尔把赛马的一个消息泄漏给这酒商，自己却忘了下注；而卡普押了一张拾元钞票，竟赢了五百元。多年来，掌柜一直不怨这人的运气好，可是近来发觉自己但愿他碰上一点小小的不幸。
“波多尔斯基就是我打电话让他来看看你铺子的那个人，”卡普答道。
“这个难民是怎么个人，告诉我，是你的仇人吗？”
卡普不悦地瞪视着他。
“如果是朋友，你怎么会劝他来买一家买卖让你摘光了的铺子呢？”
“波多尔斯基可不是你那号人，”卖酒的答道。“这地方的情形我告诉了他。我说，‘这个地区的情况在好转。你可以廉价买进来以后把铺子拾掇好。已经败落了多少年啦，二十年来没有人在铺子里改变过什么。’”
“你真该长寿一点，我改变多少——”莫里斯开了个头，没讲下去，因为卡普在窗口紧张地望外边漆黑的街道。
“你看见才过去的那辆灰色汽车吗？”卖酒的说。“这是我二十分钟内第三次看到它了。”他的眼睛一直在东张西望。
莫里斯知道是什么事情在使他担忧。“你自己店里装个电话，”他建议，“那你就会放心些。”
卡普盯着街上又看了分把钟，忧心忡忡地答道，“在这一带，酒店不能装电话。要是我装了，那些穷酒鬼个个都会打电话来要我送货去。你当真去了，他们又一分钱也没有。”
他开了门，再一想，又把门关上。“你听我说，莫里斯，”他压低了声音，“要是他们再开回来，我就关上大门，把灯熄掉。然后从后窗口叫你，那样的话，你就打电话给警察局。”
“你得付五分钱，”莫里斯沉着脸说。
“我的信用可是头等的。”
卡普离开杂货铺，心中忐忑不安。
上帝保佑朱利叶斯·卡普吧，掌柜心里想。少了他，我的日子才会好过呢。上帝造了他这个人，就为了让我这倒楣的杂货商忘不了自己的困苦生活。对卡普来说，生活不是那么艰难，真是个奇迹，他想。可是有什么好妒忌的呢？他宁可让那酒商既有一瓶瓶酒，又有钱，也不愿变成他那样的人。生活已经够糟的了。
九点半钟，一个陌生人进来买一盒火柴。过了十五分钟，莫里斯关掉橱窗里的灯。除了电车轨道那边的洗衣店门前停着一辆汽车以外，街上空荡荡的。莫里斯机警地细细瞅那汽车，但是看不见里面有人。他打算关上门去睡，随即又决定再开最后几分钟。有时候，十点差一分还有人来。一毛钱毕竟是一毛钱。
通过道的边门一声响，吓了他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