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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邓枢就从部队退役了。一家人仅靠邓枢退伍时所领的微薄的退役金来维持生计，生活是相当窘迫的，况且这也不是长久之计。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不遗余力地全方位扫除日据时期的影响。北平话于此时也正式被定为台湾的国语。尽管如此，当时的日常商业和交往用语仍然是以台语为主，不会说台语的外省人通常是担任公务员，而不会从商。邓枢因为年龄较大、背景单薄以及性格爽直，外省人通常从事的职业对他而言，只有无可奈何。万般无奈中，邓父勇敢地踏上了经商的道路。当然他也只能从在外省人群居的地方经营小本生意开始。邓枢于是就在军营附近摆了个面摊，以此维生。一家人倒也其乐融融，大大小小一有空就帮衬着做生意。
就在邓丽筠出生的翌年，她的弟弟邓长禧也出生了，一家七口还是挤在一个破旧不堪的房舍里，晚上全家人倚偎在一起睡觉。而厨房中也只有一个煤气炉，一口锅，既没有电灯，有没有自来水。
不多久，大约在1954年6月，邓家又迁移到南台湾屏东市空军机场旁的“眷村”，这才开始了比较稳定的生活。
这种因部队设防而四处搬迁的居住状态，是随国民党政权迁台的外省人所拥有的集体记忆。当时国民党政权为方便管理迁台的外省族群并解决军官或士兵的住房问题，常常选择在各个部队旁边建造简易的住宅区，专门供随军家属或退伍军人居住。由此而形成了长期性的族群聚落，这就是台湾社会相当独特的“眷村”，也因此产生了特别的“眷村文化”。
“眷村”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世界，包罗万象而又异彩纷呈。在这里，由于官兵来自五湖四海，各地的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就交汇融合到了一起。而军人家属更是四面八方的都有，有的是随军一同从大陆移居台湾，也有的是台湾的闽南人、客家人或原住民嫁给了来到台湾的兵哥哥。外省人与本省人聚居在一起，不同地方的人互相沟通，使得“眷村”的语言与文化相当多元，几乎是中国大陆的缩影，可听到不同省份的方言，乃至于中国各地的民谣小调。多元和开放总是互生的，多元丰富着人们的世界，开放却使人们迈向更辽阔的地方，寻找更高的境界。邓丽筠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启了她的童年生活的。
伴随着“眷村”附近的小河，邓丽筠出落得更漂亮了。她天生丽质，一双圆圆的大眼睛就像默默流逝的小河碧波，似乎总在悄声细语；那闪亮地眸子，就像日月潭一样清澈；圆圆的脸蛋，更胜似十五的月亮，明媚而纯洁。邓家的独生女，邓枢夫妇的掌上明珠，邓丽筠享尽了父母的爱护。而小丽筠温和的性格，更是让父母疼爱倍加。
童年在人的记忆中永远是粉红色的，那是一个放飞心事、无忧无虑的时代。河水脉脉，带走了邓家孩子无数的欢喜。邓丽筠的兄弟们都喜欢在屏东“眷村”四周玩耍，尤其是小河旁边。小丽筠很爱跟着三个哥哥到处玩耍。可是哥哥们都嫌她年纪小，需要照顾，是个小麻烦，不愿让她当小跟班。有一次，三个哥哥私自到小河边玩耍而忘了时间，回家后被严厉的邓枢罚跪，小小年纪的邓丽筠看见哥哥们被罚跪，于是哭哭啼啼地也要跟着大家一起跪。邓枢看着这一幕，心疼小女儿，也因为她的友爱之心，就宽恕了儿子们。从此以后三个哥哥出去玩都愿意带着妹妹一起去，因为小丽筠往往是哥哥们的“护身符”。
有时兄妹还跑到附近农村的果树田里偷摘杨桃、莲雾等水果，回家后就瞒着父母，偷偷地洗洗、再偷偷地吃掉。有一次兄妹们去偷摘番石榴，赤着双脚的邓丽筠一不留心踩到了地上乱扔着的玻璃渣子，双脚马上肿胀，流血不止。惊慌失措的哥哥们手忙脚乱地抱起小丽筠往家里跑。邓枢夫妇吓了一跳，赶紧把她送进医院急救，结果还打了破伤风针。这次意外事件却在邓丽筠的脚底留下了疤痕，被父亲斥责了一顿后，小丽筠规矩多了，不敢再往外面乱跑，更不敢在外面 “做坏事”了。
多年后，邓长禧提及童年的生活时说：“生活虽然困苦，不过妈妈从未抱怨，含辛茹苦地抚育我们成长。”的确，邓父个性刚烈，邓母却是一个温柔、顾家的女性。邓母和中国千千万万的传统妇女一样，为了子女的幸福明天，自己总是无怨无悔。日后忆及幼年的情景时，邓丽筠也曾提到：“虽然经常搬家，不过大家都很疼我，所以过得很幸福。”贫困家庭的美满和睦，往往能赋予一个人宽厚平和的性格。这种家庭的温馨给予了邓丽筠一份执著和真诚，一种独有的涵养，一种感激生活、珍惜拥有的心态，这是多少艺人所没有的品质呀！
“邓丽筠”这个名字一度让邓丽筠很是烦恼。邓父在为邓丽筠取名时，是把“筠”字念成“君”的，全家人也都是直接将“筠”称作“君”，所以从小家人、邻居都叫她“丽筠（君）”，况且“丽君”
的称呼也相当顺口。但是，等到她上了小学后，学校的老师、同学都是叫她“丽筠（芸）”。邓家这时也从字典上获息，原来“筠”字有两个读音，既可念成“君”也可念成“芸”。因此，为了避免老是混淆不清，邓枢就直接采用发音相同的“君”字，为她取了个“邓丽君”的艺名。哪知“邓丽君”这普普通通的三个字，日后却能响彻了整个华人世界。有人认为，她的名字吉利，必有天赐的机缘和时运，也许因她的名字暗合了宋朝一位能胜任宰相之职的奇女子“孟丽君”吧！至于单单“丽君”的称呼，则是她在演艺生涯的不同时段由歌迷所赋予的昵称。
邓丽君天生就是一块唱歌的料子。尽管还只是一个孩子，但聪颖的她已经显示出绝佳的演唱天赋。
在孩提时代，邓丽君常常听父亲哼唱京曲，那有板有眼的几句，总是让邓丽君兴高采烈，不时模仿一下。赵素桂则喜欢听黄梅调这种地方戏曲，偶尔也哼唱一些小调，邓丽君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而且，赵素桂喜欢看电影，邓家千金也就跟着母亲看过不少戏曲电影。
邓丽君则从小就有表演的天分，爱跟着收音机里的歌声唱唱跳跳的，逐渐对歌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常常到干妈家里玩，特别喜欢跟着干妈家的收音机上播放着的音乐哼哼唱唱。小丽君还对听过的歌曲有过耳不忘的特殊天分，从歌谣到戏曲，总是一学就会，稚气而美妙的歌声就如小河流水，娓娓动人，余音袅袅。人们都说，邓家的女儿是个“快乐天使”。
也许因为从小跟着父母不断搬迁，也许因为一开始就受到众人的称赞和宠爱，也许因为独有的勇气和自信，邓丽君幼时就不怕生，更没有穷人家孩子常有的那种自卑，她从来不怕在众人面前表演，获得掌声时也不羞涩，而是落落大方。“不是大人要我唱，而是我自己想唱。”成年后的邓丽君如是说。
在那时的台湾常常有歌仔戏表演团到农村四处公演。歌仔戏从20世纪初形成至今，已有百年历史。
在台湾它是众多民間表演艺术的综合体，是主要的地方戏曲和民间表演艺术的代表，也是中国地方戏曲剧种中唯一诞生于台湾的剧种。它曾经陪伴湾民众走过一段光华的日子。台湾歌仔戏源自于大陆椋系厍闹莸囊恢置窦渌党战醺瑁ㄕ闹莸胤礁枰サ淖艹疲⒃吹卦谡闹萑说拇蟊居死肌�20世纪四五十年代歌仔戏最为鼎盛；在台湾形成风靡之势。各地戏园林立，豪华的机关布景，唱做俱佳的演员阵容，戏团演出时万人空巷，盛况空前。到60年代，歌仔戏被新兴的电影工业与歌舞团打败而渐渐失去了舞台。而影视媒体的兴起，恰为邓丽君崛起提供了良好契机。
当歌仔戏团到邓丽君家附近演出时，她就被他们那些亮晶晶的古装给迷住了。他们也就成了小丽君模仿的对象。她和隔壁邻居的孩子们一起扮戏；各自准备自己的服装道具。她们以水瓶或鞋油盒子当麦克风，以红红的扶桑花当珠宝，用爸爸的大衬衫当戏装；满头小红花，肩上搭条毛巾，就开始自娱自乐起来了。就这样，唱着那些不知名的歌仔小调，小邓丽君偶尔还会莫名其妙地感动起来，泪流不止，俨然是戏中的“苦旦”名角。
据邓丽君的家人回忆，邓丽君幼年唱歌时，不但歌词很快就会背，曲调更是听过就不会忘记，而且调子准确，词调特别有韵味。这些都显示了邓丽君拥有极好的唱歌天赋和歌曲诠释能力。正因为邓丽君表现出的对表演的浓厚兴趣及相当的演唱才能，于是在她5岁时，邓丽君的父母就让她到屏东市仙宫戏院附近学习芭蕾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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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洲岁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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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代四处迁移的生活，给邓丽君的一生打上了深深的印记。她似乎像无根的浮萍一样，总是飘来荡去。世界的任何土地上，都可以留下她的踪迹。这也成了她生命的写照，无论哪里都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但这种四海为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生活，总有一种在路上的感觉，是那样的不安定，那样的疲倦。
在屏东住了五年后，邓枢再度随着军队的移防而迁移，举家又从台湾最南端搬到台湾北部的台北县芦洲乡，居住在中正路77巷的防炮部队“眷村”内。当时台北县芦洲、三重是一个乡镇，“眷村”不多，在芦洲只有两、三处。但是，芦洲这一带却是不少大明星的孕育地，如邓丽君在这里度过童年；琼瑶电影时代走红的影后林青霞就生长在三重的“眷村”；与林青霞并驾齐驱的琼瑶电影时代名影星林凤娇（成龙的妻子）则出身于芦洲地区的望族，母亲是芦洲的李姓家族。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最知名的影视红星或多或少都和芦洲、三重有些关系。而正当红的新生代歌手周杰伦的父亲也住在芦洲。
邓家在芦洲落脚的地方，在日据时期是台湾柑橘株式会社芦洲储藏仓库用地。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后�